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史慧中教授在中国幼教百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中国幼教百年历史，与同期一些国家幼教历史相比较，有着很大区别：因为它经历了满清王朝末年、辛亥革命成功初期、国民党政府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几个不同阶段。从实际出发，择要概括，可以发现若干特点。
　　第一个特点，兴办幼儿公共教育机构的目的、任务，必然从属于时代需要和政权性质。
　　满清末期，列强入侵。为挽救皇权，洋务派代表张之洞主张办学堂，其中包括兴办幼儿公共教育机构。1903年初次诞生于中国领土的第一个幼儿公共教育机构以及在湖南等省扩增蒙养园等举措，纵然是首创，但其宗旨显然十分有限。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举办幼儿园的目的、任务和对象，便明确地指向了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指向了服务于以工农为主的全国劳动人民，指向了使妇女得以解脱长期压迫在身的枷锁而获得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权利，指向了幼儿园负有国家学制第一环的使命以及使幼儿获得未来服务社会的全面发展基础的责任。
　　第二个特点，国家危难时期，中国保育教育事业，庄严地承担了复兴民族的深远而特殊的责任。
60多年前，中国土地硝烟迷漫，中华民族遭到了空前的劫难。代表民族未来希望之所在的众多儿童，在日寇炮火中丧生，在敌机滥炸下失去亲人，在漫天乌云笼罩下哭喊着爸妈，忍受着饥寒。为了图存救亡，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怀着“欲救中国，先救儿童”、“为了孩子就是为了明天”的共同心声，奔走运作，从而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根据有关记载，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大致可以概括成以下几点：这是我国保教事业与国家危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爱国创举；这是将保卫儿童与民族解放理想紧紧相连的伟大创举，而绝非一般的慈善机构；这是与妇女解放运动无法分割的创举；这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获取各党各派大合作和国共两党合作丰硕成果的创举；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
　　第三个特点，政府明确政策、制定规章是促使幼教事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
　　1.在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随着生产力飞速跃进，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大工业生产，幼儿公共教育机构在19世纪初期便应运而生。1809年在英国为工人子女创造第一所幼儿学校的欧文和1816年开始从事幼儿公共教育、并于1837年组织新型幼教机构的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便是创造世界幼儿公共教育史的杰出代表。
中国的小农经济延缓了幼儿公共教育机构的涎生期，中国幼教机构因政府导向、制定规章而诞生，与西方出自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诞生，迥然不同。
　　2.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初期，依据教育部1912年公布的学制系统，蒙养院改名为蒙养园列入学制；1919年“五四”运动后，依据教育部1922年颁布的学制改革案中的规定，蒙养园又改名为幼稚园列入学制系统。政府行动使幼教机构明确定位，提供了发展的学制环境。
　　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根本解决新型幼儿教育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目的任务开始，直到现在的54年过程中，幼儿教育为适应国家政治和经济建设不同阶段的需要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无一不是以政府颁布的法规和法规性文件为依据的。
　　仅仅是对教育教学方面的简单回顾，我们便深切体会到政府的关怀和指引，是照耀半个多世纪来我国幼教事业前进道路上的明灯，从而更加增强了我们在幼教阶段为提高民族素质做好奠基工作的使命感和光荣感。
　　在同一片蓝天下的香港、澳门、台湾的幼教事业发展也体现了这一共同的特点。
　　第四个特点，科学研究和群众学术团体对中国幼教发展的历程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陶行知和陈鹤琴20世纪初期留学美国。他们是汲取西方营养，结合中国实际，通过长时期全面、系统的研究，创建使广大平民受益和使工农后代受益的杰出的爱国教育家和幼儿教育家。他们的治学风范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贡献始终深深影响着后人。
　　陶行知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致使国内幼稚教育不易推广，成了富贵人家的专利品，平民是没有份的。他对普及幼稚教育重要性的意见是建立在他所说的“幼稚教育实为人生之基础，凡人生所需之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6岁前培养成功”、“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幼稚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的科学理念之上。这种理念，源于他亲自创办师范学校和乡村幼稚园的具体实践和卓有成效的科研成果。
　　陈鹤琴的教育科学研究是全方位的，心理学基础研究和幼稚园教育应用研究，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的幼稚园课程研究和玩具、设备、教材的设计生产研究，幼稚园管理研究和幼稚师范的师资培养研究，城市幼稚园和乡村幼稚园研究，幼稚园教育和家庭教育研究，个案研究和横向点面印证研究，蔚为大观，形成系列，为陈鹤琴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也为中国化、大众化、科学化的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高信度的依据。上述长期研究的成果体现了陈鹤琴爱国为民的思想境界，烘托出幼儿教育事业与国家民族前途相关联的密切程度，使他那“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要做世界人”的理想产生令人折服的威慑力。
　　2.当世纪指针转至20世纪70年代末时，我国幼儿教育科学研究乘着国家温暖的科学春风，在大江南北逐步兴旺了起来。总括而言，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幼教科研的主渠道有三：一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设立了幼儿教育研究室从事专门的幼教科研，二是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委员会的普通教育评审组中专门设有幼儿教育科研项目的评审席位，三是全国性幼儿教育群众学术团体正式建立。
　　第五个特点，中国幼儿教育与时俱进的质量，需要以幼儿园师资培养工作不断改革为保证。
　　1927年，陶行知创建了我国乡村幼稚师范教育。陈鹤琴继而提出“要国家宣布幼稚教育在学制上的正式地位”，“要大量造就幼稚师资”，“先要大量设立幼稚师范”，“我们应当有一所专门造就幼稚师范师资的学校……顶好由政府设立一个幼稚教育学院来做训练研究工作”，并于1940年亲自筹办了中国第一个公立的幼稚师范--江西幼稚师范学校，还添设了一个幼稚师范专科，以造就幼稚师范师资。这是中国形成幼儿园师资和师资之师资两级培育机构的创举，使师资培养有了科学性的进步，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有了“教材教法与各科紧密联系”的课程，并于其中散发出“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新教育”的民族气息。
　　1929年开始，张雪门举办了北平幼稚师范学校，亲任校长，并亲自为幼稚师范编写了整套教科书。
　　中国幼稚园的第一位男性教师张宗麟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在陈鹤琴创办的南京鼓楼幼稚园任研究员，后又协助陶行知，担任晓庄幼稚师范（名为第二院）指导员。他在1926年所写的“幼稚师范问题”一文中，提到“中国急需有富于国家精神的幼稚园教师，所以急需设立完美的、富于研究试验精神的幼稚师范”的意见，并对进入幼师的学生水平提出了规范化的意见，还认为幼稚师范课程需“适合我国的国民性”和“养成随时改进、试验研究的精神”。
　　先辈们创建幼儿教育师资培育的理想，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当我们目睹新中国成立后幼儿师范教育形成中级和高级、战前和战后、正规和多种形式等体系时，我们想像得到先辈们地下有知，会为生前未竟的事业正在逐渐变成现实时而感到高兴。
　　第六个特点，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关单位共同关心、协力合作，是我国幼教事业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
　　关心并参与本次“幼教百年”纪念大会领导和策划等重任的诸多部门的齐心协力的精神，是我们党关心后代的传统作风在21世纪的一次生动的集中体现。追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会真切感受到湘鄂赣苏维埃政府、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江西省妇女联合会、中央人民内务委员部共同对革命下一代所给予的关注。同样，将历史翻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的《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发出的《有关保育儿童问题之各项规定》，公布的《婴儿保育、产妇保健暂行办法》等文件，都是经由战时儿童保育会、妇女代表大会、延安保育委员会等人民团体制订“细纲”、贯彻实施的，“妈妈变工队”、“托儿所”、“小学附设幼稚班”、“机关变工互助托儿所”、“化整为零托儿所”种种形式应形势需要而产生，保护了并且教育着革命后代。这种传统保留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教育部、卫生部、民政部、全国妇联、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单位联合签发的文件，不断规划着幼儿教育事业，强化了文件效果，增加了作用于幼儿全面发展的领导力量。
　　（本文是作者在2003年10月15日下午所作大会报告的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