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站在孩子的立场——访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刘焱教授

    2014年3月3日，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二次会议在京召开。6日上午9时许，本刊记者一行如约赶往政协委员驻地北京国际饭店。没有鲜花迎宾，没有横幅标语，没有红毯铺路，简朴务实的氛围中，我们就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委员提案和即将出台的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对去年连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北京师范大学刘焱教授进行了专访。

“普大喜奔”未到时机

今年2月底，教育部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连串利好的数字：2013年全国共有幼儿园19.86万所，比2010年增加4.82万所，增长了32%；在园幼儿达到3895万人，比2010年增加918万人，增长了31%，相当于过去十年增量的总和。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67.5%，比2010年增加了10.9个百分点。

面对记者提问“这些数字怎么看”，刘焱委员表示，自己履职全国政协委员的六年经历恰恰见证了这些数字的诞生。六年里，她目睹了两会现场的学前教育话题“由冷变热”，兼之媒体的大力推动，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亲历了学前教育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颁布实施，学前教育在各地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方面，她由衷地为这些巨大的变化而感到欣喜，但另一方面也不无担忧。

刘焱委员担忧的是“普大喜奔”心态：“光从表面的数字看，我们已经提前两年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十二五’学前教育普及目标，初步缓解了‘入园难’的问题。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学前教育’仅用了‘发展’两字，这几天不论在两会现场，还是媒体报道中，学前教育被提到的机会相对往年要少得多。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虽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效，但是我国学前教育的基础薄、欠账多，学前教育基础设施的缺口还很大。第二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出台在即，学前教育需继续加大政府投入这一点仍应在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中得以体现，仍需大众媒体及时有力的宣传报道。”

普及必须兼顾质量

采访前一天，恰逢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刚刚出炉，其中“为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努力使每一个孩子有公平的发展机会”的宣示引起来自教育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们针对教育资源如何公平分配、教育质量怎样提高等话题的热烈讨论。关乎学前教育的不同声音都反映出同一个角度：学前教育的普及必须兼顾质量的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在小组发言时指出：“应避免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倾向，如果这个问题不引起高度重视的话，就算普及了学前三年教育，我们的孩子又得在应试环境中多受三年的苦。”

抱着同样担心的刘焱委员不论在小组发言还是媒体采访时，都在不厌其烦地分析举证，让大家看到，现阶段中国学前教育的质量水平不容乐观，必须实现一定质量水平的普及。

刘焱委员早在2008年两会期间就提出了“把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建议。2009年，全国社科基金把“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保障研究”列为当年重大课题公开招标，刘焱教授的课题组成功中标。从目前已经完成的全部研究结果来看，当前，我国学前一年教育的质量水平偏低，小学化倾向严重，且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

采访中，刘焱委员不假思索地报出了一串颇为沉重的数字作为例证：“在我们取样的3省市108个样本班级中，处于‘不及格’水平（低于基本质量）的班级有15个（其中12个在农村），占13.89%；处于‘及格’水平（达到基本质量）的有45个班级，占41.67%；处于‘一般’水平（达到中等质量）的有43个班级，占39.81%；仅有5个班级（占4.63%）能够达到‘良好’水平（达到良好质量）。因此，普遍提高学前一年教育质量是优先普及学前一年教育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刘焱委员还特意向我们解释，区分质量水平的评价指标基于国情一再改低，即便是最高一级的“良好”水平也就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普通公办园的质量水平。

刘焱委员一一细数这些数字背后的案例，比如，西南某省一所农村幼儿园，一个班级有90多名幼儿。大班额极大地影响了孩子们一日生活和教育的基本质量。刘焱委员为此痛心疾首：“一定不能光讲入园率，要在保障基本质量的前提下普及学前教育。师资严重不足的地方可以办半日制幼儿园，这样既保证了入园率提高，也缩小了班额，保证了基本的质量。”

刘焱委员希望：“在新的三年行动计划中，第一要务是重视提升学前教育的质量，尤其是学前一年教育的质量，满足人民群众送孩子‘上好幼儿园’的普遍需求；要让全社会形成共识，普及学前教育的前提是质量。”

投入要增不要减

近年来，社会上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呼声很高，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政府更多承担学前教育的责任，分担幼儿园教育成本的期望。把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或者免费是当今国际学前教育发展的趋势。把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意味着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性经费投入不仅需要覆盖学前一年全部儿童，还要分担公办幼儿园3～5岁（即小班和中班）儿童的教育费用。

刘焱委员带领的课题组精密测算了相关成本：假设大致50％的3～5岁幼儿在公办幼儿园就读且政府对公办幼儿园的生均成本分担比例为50%（与国情基本相符），以“基本质量”（师幼比1∶17.5，生均运行成本3021.74元）把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不含基建费用）投入规模约为723.32亿元/年；若以“中等质量1”（师幼比1∶17.5，生均运行成本4603.33元）把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约为1101.91亿元/年；若以“中等质量2”（师幼比1∶15，生均运行成本4885.78元）把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约为1169.51亿元/年；若以“良好质量”（师幼比1∶15，生均运行成本8443.85元）把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政府投入需达到2021.22亿元/年。

刘焱委员认为，一定的质量是把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前提，在低质量水平上把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就失去了意义，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适宜的起始“门槛”应当至少是“中等质量1”，也就是说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不含基建费用)投入规模至少约为1101.91亿元/年。而2011～2013年的中央财政学前教育项目经费投入才达到500亿元，即便算上带动地方各级财政投入的1600多亿，显然还远远不够。

如果在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中的学前教育占比维持在三年行动计划结束时的水平(3.4%)，同时，50％的3～5岁幼儿在公办幼儿园就读、政府分担公办幼儿园生均运营成本50％，不把幼儿园校舍等基建费用计算在内，到2018年才能实现以可接受的质量水平，即“中等质量1”，把学前一年纳入义务教育或免费；如果2012年以后，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学前教育占比按照三年行动计划期间的速度增长(即平均每年增长0.6个百分点)，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不含基建费用）占教育经费比例达到4.6%，2014年就能够以“可接受的质量水平”把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或免费；到2017年，当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不含基建费用)占教育经费比例达到6.4%，就能够以“良好质量”把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或免费。如果要把基建费用包含在内，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学前教育的占比要更大，至少要达到目前国际上学前教育占比的平均水平(7～8％)。

据此，刘焱委员指出，只有加大对于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持续增速而不是减速，不断提高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学前教育的占比，才能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步伐，追赶学前教育发展的国际先进水平。她建议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投入，把增量变存量，在扩大普惠性资源的任务基本完成后，把资金投入转向支持幼儿园的运转，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人比房子更重要

仅有投入就够了吗？政府的钱要花在刀刃上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更何况穷国办教育。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虽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效，但大部分经费用于幼儿园校舍等基础建设，在补历史留下的欠账，未来仍需大力投入基建。房子必须得有，有了房子还必须有人。过去、目前和未来，困扰学前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都是师资。

“房子盖好了，幼儿园却有岗没编，招不到教师，怎么办？幼儿园没有公用经费，没法添置玩具材料，创设环境，怎么办？空房子里的孩子们怎么办？”刘焱委员谈到公办幼儿园缺编等问题时一连用了几个“怎么办”，她在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后，虽然新建、改扩建了很多公办幼儿园，但公办幼儿园的教师缺编现象依然严重，同时政府对公办幼儿园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投入很少，基本靠家长缴费维持运行，使得幼儿园教育质量难以获得提高。

幼儿园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决定学前教育质量。相对公用经费投入问题，幼儿教师的编制和待遇问题更加严重，因为这两者直接影响了幼儿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提升。尽管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十条”要求核定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逐步配齐幼儿园教职工，但是三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刘焱委员颇有切身感受：“北京师范大学的学前教育专业每年计划招收免费师范生三十人。而这学期，我给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上课时，下面仅坐着七八个‘听众’，往年最少也要二十多个。”

当前，很多公办幼儿园有岗没编，工资待遇吸引力低，难以吸引优秀的大学生进入幼儿园教师队伍，而志愿报考幼儿师范专业的优质学生资源日益匮乏，甚至志愿成为幼儿教师的免费本科师范生都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新入职幼儿教师大部分毕业自设立了三年制幼教中专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在校的一年半只学习了文化课和唱歌、跳舞等艺术课，一年半后被安排到幼儿园实习，充当廉价劳力，极其缺乏学前理论素养和相关技能。

教师队伍的来源问题也对职后培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刘焱委员指出，如果新的国培计划能实现分层分类培训，培训内容更有针对性，那么对提升中国幼儿教师的整体专业化水平将更有裨益。

为此，刘焱委员建议，政府应加快出台《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标准》，并以此为根据核定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优先补齐配足幼儿园专任教师编制；或者把公办幼儿园没有编制的教师工资纳入财政预算，提高职业吸引力，吸引优秀人才，否则在低工资、低成本、低水平的现状下，现有的幼儿教师队伍难以承担人力资源建设的重任，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时，还要加快出台《幼儿园玩教具配备标准》，作为幼儿园基本的办园标准，创造与幼儿身心发展水平和学习特点相适应的幼儿园教育环境，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

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最后，面对记者提出的“提案只涉及公办幼儿园教师，那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利益如何保证”，刘焱委员稍停片刻，解释道：“《教师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都规定了，民办机构的教师待遇应该由举办者来承担。作为民办教育的举办者，一定要弄清楚相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要清楚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责任是保障每个幼儿有机会接受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解决‘入园难’的问题。即将出台的第二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主要还是着力发展和扩大普惠性教育资源。民办幼儿园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自愿和限价保质的前提下，获得政府的补贴和支持，办成普惠性幼儿园；另一个是在‘市场’中，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选择，收费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实行备案制。”

至于一些民办幼儿园的举办者认为公办幼儿园数量扩大以后，自己的教师会被公办幼儿园“抢走”，对于这样的担心，刘焱委员的建议是：“举办者不妨转换角度思考，为什么我这里留不住老师？留不住老师就说明我们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老师。一所真正高质量的幼儿园，一定是让教师的合理需要获得满足、让教师工作舒心且能获得专业提升的地方。”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唯一一名来自幼教界的委员，刘焱委员在六年中一直坚持讲真话、献良策、履职为民。“讲真话难免要触及利益，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政协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协商对话的最高平台，也是各方利益群体博弈的场所。我的后面是我们数以千万计的孩子和老师。为孩子和老师们说话，为学前教育事业发声，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