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寻常路

　在幼教领域，幼儿园园长的成长之路大体有些相似：先从普通教师做起，“摸爬滚打”几年后担任教研组长、副园长等职，然后走上园长岗位。如果说这已成为一名园长发展的“既定路线，那贺蓉无疑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 1996 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幼教专业毕业后，贺蓉来到上海并通过了闸北区教育局的招聘考试，被分配到安庆幼儿园担任园长助理，两年后开始担任主管教学业务的副园长，八年后正式担任园长。贺蓉说在安庆的十五年很幸运，安庆的氛围很适合她，这不仅使她在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几乎没遇到什么困难，也让作为管理者的她能够始终站在宏观和全局的角度去看、去听、去探寻。

　　“我是看课看出来的”

　　工作第一年，贺蓉每周带班五个半天。和其他新教师不一样的是，没有人告诉她应该怎样带班，也没有人来看她带班，完全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可她并没有“暗自庆幸”或“放任自流”。她每天坚持写教养笔记，还尝试在同样的活动中提供不同的材料，观察孩子有什么不同反应。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贺蓉，正经历着理论与实践的碰撞，教室里发生的一切都让她感到好奇与新鲜，每天都有那么多问题等待着她去思考、去验证。所以，如今的贺蓉常常会对新教师们说：‘刚入职阶段是你们对一切感到最敏感的时期，要珍惜这段时光。”

　　虽然没有人来指导贺蓉怎样带班，可作为园长助理的她却有很多机会去看别人怎样带班。担任副园长后，贺蓉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幼儿园，参加市级层面的各类研讨活动，观摩了许多优秀教师的教学活动。此时，贺蓉总是提醒自己“要学会抽身出来看现象”，要关注每节课背后的教育价值，要善于“举一反三”，而不是依样画葫芦。

　　正是这段大量看课的经历让贺蓉开始真正了解幼教，“别人是带班带出来的，我是看课看出来的”。也正是这段经历，让贺蓉深知“听课评课的重要性，于是她将教师的“听课笔记”改为“听课纸”，便于教师在听完课后马上记下感想并提出建议，当场交给执教者。这张“听课纸”让“听课评课”不再“走过场”，也让听课教师不再因为顾及‘面子”而不敢“直抒己见”。

　　“静心观察孩子应该是教师的本能

　　去年九月，贺蓉作为上海市优秀青年校长的代表，赴美国进行了为期八周的“影子校长”培训。在美国期间，贺蓉不仅撰写了 12 万字的笔记，还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 交出了一份关于美国早期教育的答卷。去美国之前，贺蓉向幼儿园所有教师征询：“你们对美国早期教育有何疑问，”最后收集到了 185 个问题，贺蓉将这些问题从管理者、教师和家长的角度分为三大类，访谈了美国的学区教育行政负责人、校长、教师和家长，获得了宝贵的信息。

　　除了从美国带回了超重的一箱书和这份几乎涵盖了美国早期教育方方面面的答卷，贺蓉说她最大的收获是，许多原先她觉得模糊的问题都得到了具体的解答，比如“教师的本能是什么”。她在笔记中写道：我没有发现他们拥有什么“新式武器”（教学设备），他们有的只是会物尽其用以及创造性地使用教学设备的教师；我看见“安心教育的教师”在扎实工作，他们对孩子、对教育的理解，渗透在朴实而富有智慧的言语和行为中，令我无比敬佩。”美国一所混龄儿童发展中心的教师给贺蓉留下了深刻印象，“从他们身上你能看到，教师就应该做教师该做的事，安安静静地观察、记录、分析孩子，课上得完美与否并不重要。”

　　贺蓉并不打算将”学会静心观察孩子”当成一句口号贴在墙上，她要用制度的形式保障每个孩子都能受到教师的公平关注，比如教师每夭要和班上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聊天，这样不是为了加重教师的负担，而是为了回归到最基本的一种教育价值观，首先要努力让思考回归到“孩子”，然后再来判断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

　　“教育要做的是改变土壤”

　　贺蓉非常欣赏一句话：“培养孩子就像培养花朵，要让花朵长得好，你要对着土壤浇水、施肥，而不是对着花朵本身去浇灌。”贺蓉将“土壤”理解为“环境”，她认为教育要做的不是改变孩子，而是改变孩子所处的土壤”一一环境。所以，作为一所以数教育为特色的老牌示范园，数学知识并不只存在于教材中，幼儿园的门厅、走廊、楼梯各个角落都能看到‘数学”的影子，七巧板、彩色六面体、迷宫等都被放大安装在墙上，所有人在走过时都可以去动手拼拼做做。贺蓉希望在环境与孩子之间建立“活跃的、不确定的”关系，让孩子们感受到环境中的很多元素跟他们有关，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喜欢数学。家庭也是孩子所处的”土壤”，幼儿园教育要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应该试图改变这片“土壤”。每个家庭有不同的教育方式，有些传统的教养观念已根深蒂固，要想改变并不容易，贺蓉选择的突破口是“让幼儿园教育走进家庭，让家长走进幼儿园”。安庆经常会将幼儿园里发生的有意义的事做成电子版的新闻快讯，直接发送到每一个家长的电子邮箱里。家长定期走进教室当助教、做教具、加入课题组，甚至直接参与课程建设。贺蓉的想法很简单，“只有幼儿园和家庭拥有共同的大教育观，家园才能真正形成教育合力。”

　　“授权才能让双方共同获得发展的空间”

　　几年前，贺蓉在参加园长职位应聘的笔试时曾面对这样一道题：你会怎样做园长，她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授权”。她认为园长的判断力很重要，但并不是事事都要亲力亲为，“园长要有自己的思考空间，教师也同样需要自由发挥的余地，授权才能让双方共同获得发展的空间。”贺蓉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她去美国的这八周里，恰逢 2010 上海学前教育年会召开，安庆作为展示园所之一，有许多事情需要园长“拍板”，副园长沈玮一开始总是急着给贺蓉打国际长途、发邮件，贺蓉只是简单地回复：“不用再问我了，一切由你们决定，我相信你们。”就这样，沈玮和教师们一起圆满完成了这次展示任务。事后，难免有人担心“万一失败了怎么办”，贺蓉笑着回答：“就算失败了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啊！”

　　记者后记

　　见到贺蓉时，她正忙着用 IPAD 给美国的老师回复邮件，“以前我可是电脑高手，幼儿园里所有的电脑问题都由我一个人解决”。“电脑高手”的形象让记者颇感“意外”，在交谈中这样的“意外”一个接着一个：她组织骨干教师培训时要求大家去 BBS“灌水”，让更多教师分享教研成果，那时很多人还不知“发帖”为何物；当所有人呼吁为教师减负时，她主张先将教师从教室里“解放”出来，为他们创建不同于办公室的自助式“工作室” ；她还允许教师在业务学习时“交白卷”，只因教师“还没想明白” … …

　　外表温和的贺蓉似乎更适合按部就班地前行，但她偏偏选择“不走寻常路”，她说：“很多人觉得我很稳妥，但或许我骨子里有一些冒险精神。我是成都人，考大学时我填的全是外地的学校，毕业后我又离开北京来到上海，那时的上海对我而言仅仅是一个地名。”

　　在以后的岁月里，贺蓉将带着安庆走向哪里？贺蓉说她不喜欢设定目标．对她而言只有坚定的信念只做有价值的、对孩子发展有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