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幼教专家唐淑

    ［人物小档案］
　　唐淑教授，硕士生导师，1935年5月生，江苏武进人。195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校幼师科，195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幼师系并留校任教，历任教研室主任、教育系副主任、学前教育系主任，2000年10月退休。她主持的“学前教育史”课程被评为1999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一类优秀课程，主编的《中国学前教育史》获江苏省教委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省教委优秀教材三等奖。主编的《幼儿园课程实施指导丛书》获1998年度全国师范院校基础教育改革实验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参与编写的《农村学前一年课程设计》获江苏省第二次教育科技优秀成果奖。社会兼职有：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委员、《学前教育研究》副主编、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江苏省教育学会幼儿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纵观我国的百年幼教，正确处理好社会和教育、继承和创新、理论和实践、外国和中国等诸种关系是促进幼教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关键，陶行知、陈鹤琴等教育家承古开新，是这方面工作的典范，因而他们的工作和思想一直深深地震撼着我，对他们的敬仰之情也常常激励着我弘扬他们的业绩，用他们的主张审视幼教，更以他们的精神投入幼教。
　　　　　　　　　　　　　　　　　　　　　　　　　　　　　　——唐淑

　　南方的雨，总让人感觉像诗，很审美。就是在一个充满了温馨诗意的细雨绵绵的上午，我拜访到了著名幼教专家唐淑教授。唐淑教授的居室洁净雅致，是我喜欢的那种古朴简约的风格；她爽朗亲切的笑让初次相识的我顷刻间轻松下来，她亲自沏茶倒水，洗水果端给我，更让我有到了家的感觉。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交流便也充满了亲切的诗意，很温馨。

　　选择幼教

　　我在幼教百花园中已辛勤耕耘了50多个春秋，幼教事业与我的青春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选择幼教，与我父亲的影响直接相关。我的父亲是陶行知、张宗麟的学生，陈鹤琴是晓庄师范的兼职教授，也是父亲的老师。父亲毕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三四十年代主要当乡村教师，五六十年代当上海的厂校教师，一直实践着陶行知先生的办学理念。我也从小生活在按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办学的学习环境里，学校生活丰富多彩，远足、竞赛、演讲、宣传、汇演……非常活跃。尤其在夏夜里，师生们常常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操场上，吹拉弹唱，玩“接口令”“拍七”等游戏，关系很融洽。学校里有位毕业于景海女师幼师科的刘老师，她气质高雅又热爱学生，弹得一手好琴，我非常崇拜她。基于这些原由，1950年夏，父亲让15岁的我独自一人从武进乡下来宁报考了南京师范学校幼师科，我就这样高高兴兴地跨进了幼教的大门。成为陈鹤琴先生的学生后，父亲自然非常欣慰。

　　我的大学时代正处于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激励着莘莘学子们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作为来自乡村教师家庭的我尤其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南师由儿童教育家陈鹤琴教授任院长，心理学家高觉敷教授任教务长，小学教育家胡颜立教授任总务长等一批专家学者管理，那时我们学生的生活井然有序，丰富多彩。我如鱼得水般地活跃在校内外的课堂、操场、舞台、舞会和联欢会、夏令营等各项活动中，沐浴着“新中国•南师”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作为幼教专家的陈鹤琴院长，他不仅创立了从附属幼儿园——附属幼儿师范学校——师范院校幼儿教育系三级育人体系，而且还创立了教学、教研、生产三结合的幼教体制。幼儿教育系云集了南大师院、金女大、上海震旦大学、广东岭南大学的一批幼教专家，他们大多数留学于美国。系主任钱且华教授是位治学严谨、风度高雅的学者，她以宽广的学术视野，聘请了全国一流的知名学者给我们上课，诸如生物学家陈邦杰、地理学家李旭旦、音乐教育家陈洪，美术史学家宋正殷等，他们的教学夯实了我们的人文、科学基础。钱老师教了我们四年，除了上课，每周三都带我们到幼儿园去见习，每次见习都要求我们交份见习报告；还亲自带我们到幼儿园或幼师实习，要求我们每天都写实习日记，并亲自对见习报告和实习日记批阅，及时指导。我的“报告”和“日记”一直保存到‘文革’。在钱教授的严格要求下，我们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得以迅速提高。为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钱教授每周六上午都安排我们学绘画、做手工、在玩具工厂学压模、做木工；学踩缝纫机、做布工；有时还结合“营养心”做点心、学烹饪。1956年我毕业留校后，钱教授常常利用周末给我们几位助教介绍西方的幼教流派，以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这在当时“学苏”一边到的大环境下，显示了她的远见卓识和学术勇气，而对我们来说，则是终身受益。普通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老师是丁祖荫教授，他的教学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对学生特别关心体贴。著作等身的罗炳立教授教是教育学和教育史，他上起课来内容详实，如数家珍，上他的课犹如跟他参观世界各地的名校，采访世界上诸多教育大师。这些学识渊博、敬业爱生的老师，我们不仅敬仰之，而且成为我们一生的楷模。

　　三到溧阳

　　第一次是1958年春，当时的江苏省教育厅吴天石厅长要求我系毕业班去溧阳县参加扫盲运动，带队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我这位不到23岁的班主任身上。我们一到溧阳，便把全班同学分到各个乡，一个人分管几个村的扫盲工作。学生们被农民学文化的积极性所感动。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溧阳县，当时是苏南较为偏僻、贫穷的地方，几十名美丽活泼的女大学生下乡扫盲成了全县的一道风景线。由于同学们热情大方、工作富有创造性、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教学效果好，因而深受农民的欢迎。当时我的任务除下乡巡回看望学生们（几乎和每位同学都同吃同住过）外，还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协助县教育局总结扫盲经验。县局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有时一起整夜赶写材料，有时派我接待上级领导和外地的来访者。陈鹤琴院长在百忙中也亲自到溧阳来看望同学们，大家还簇拥着陈院长在溧阳公园里亲热地合影留念。由于工作出色，两个月后当省里召开“江苏省扫除文盲积极分子大会”时，我们全体被邀回南京参加大会的会务工作。当我们听到溧阳许县长在大会上介绍扫盲工作经验，看到他们集体或个人上台领奖时，我们分享着溧阳人的喜悦。回到溧阳后，在举办全县幼教培训班和玩具展览会的基础上，我们根据需要试办了农村幼儿班，在江苏省教育厅幼教干部卢乐珍的指导下，我们还为省教育厅在溧阳县召开幼师现场会做了充分的材料准备、现场布置和会务等工作。7月初，江苏省民办幼教工作者会议在溧阳县召开，会后正式出版了现场会的报告和经验。

同年秋，江苏省委宣传部要求大学文科学生到社会大学堂里去进行学习。南师决定派教育系大部分师生到溧阳去，我便第二次到了溧阳，和学生们共同办学（从幼儿园办到红专大学）、编写幼儿园教材和培训教材，正式出版了两种幼儿园教材和三种幼师培训教材，其创新之处在于收集、改编了民歌、民调及民间游戏、儿歌、故事等，还开始办起了全托幼儿园。1960年春，省教育厅将南师幼教专业和附属幼师的师生混合编组，分赴全省9个县继续大办农村幼儿园。我第三次带队到了溧阳，主要任务是办好全托幼儿园。当时溧阳县继全国扫盲先进县后又成了全国的幼教先进集体，且有一名幼儿班教师被评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三次到溧阳，对我个人来说，确是三进继续教育的大课堂，锻炼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加深了对农村幼教的认识和情感；结交了县委宣传部长、教育局干部、县乡妇女干部和幼儿班教师等，许多人成了我的良师益友，至今仍保持着联系。最重要的是使我更关注农村、关注基层、关注普通劳动者。60年代初，我去句容参加省委整社工作组工作，去江宁和句容参加四清工作队工作，还带领64级学生去丹阳参加省教育厅举办的农村中学改民办中学的试点工作。这些都使我对“国情”“民情”尤其是“乡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也锻炼了我的社会交往和组织工作能力。

　　薪火相承

　　1979年南师幼教专业恢复招生，我受命协助赵寄石教授（1952年赵寄石教授从美国留学归来，进南师工作，我们俩的师生情谊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延续了半个世纪）重建幼教专业。我们分工合作：她主内，引导大家在学术上奋发图强；我主外，与各方友好交往，争取共同发展。

　　在我协助赵老师重建和发展幼教专业的过程中，她那高瞻深邃的学术思想启迪了我，淡泊宁静的学者风范影响了我，使我收益匪浅。她不仅以超前的学术敏感最早将系统论、建构论、生态论、可持续发展论及行动研究法等引进我国幼教领域，而且以宽阔的胸怀接纳每个个性和学术风格各异的同行，并通过课题立项，指导中青年教师进行课程、托幼一体化、师范教育和特殊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帮助他们迅速成长。当我担任幼教系主任的工作时，我也努力传承陈鹤琴、钱且华、赵寄石等各位师长的优良传统，同时不断更新观念、创造条件，让每位同仁不断进取，共同成长。

　　20世纪70年代末，我出于责任、兴趣和情感，主动参与“学前教育史”课程的创建工作，当时，我获悉日本学者已在研究中国幼教史时，深受震动。我认为，研究我国的幼教史是我们中国幼教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事。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小学时爱看历史故事书和京戏，初中时的历史老师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上她的历史课就像上故事课，我非常喜欢。在幼教系读书时，虽然没有专门系统地学过学前教育史，但雷震清教授曾经为我们讲授过“清末幼教史”，也听过陈鹤琴院长讲授“活教育及其批判”，还自学过（苏）沙巴也娃编写的《教育史》（实际上是幼教史）。当70年代初从农场回校整理幼教资料时，我发现了陈鹤琴、任宝祥（西南师大教授）等前辈编写的“中国学前教育史”大纲和资料索引以及甘肃师大研究生寇崇玲编写的有关我国近现代幼教发展史的论文提纲。于是，我决定在他们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建设“学前教育史”。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和钟昭华教授等合作编写了《中国学前教育史》及《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近年又在编写《学前教育史》和《学前教育思想史》。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教育史的过程中，我为悠久的历史文化宝藏中蕴藏的光辉灿烂的学前教育篇章而自豪；近代学前教育由学前家庭教育开始转向学前社会教育，但刚起步就走上了抄袭、搬用之路，我为之遗憾；现代学前教育以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为代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背景下，他们高举科学与文化的大旗，借鉴先进的教育思想，通过实践研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开辟了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幼教之路，我为之骄傲；老解放区的幼教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幼教新的一页，我为之赞美；新中国的幼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为之欢呼。纵观我国的百年幼教，正确处理好社会和教育、继承和创新、理论和实践、外国和中国等诸种关系是促进幼教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关键，陶行知、陈鹤琴等教育家承古开新，是这方面工作的典范，因而他们的工作和思想一直深深地震撼着我，对他们的敬仰之情也常常激励着我弘扬他们的业绩，用他们的主张审视幼教，更以他们的精神投入幼教。

　　抚今思昔，我感谢我的父亲在我少年时代就送我登上了幼教这个平台，我庆幸自己有深造的机遇、恩师的教诲、同事的合作、朋友的呵护、学生的支持，使我激情满怀地从事着愉快而有意义的工作，并愿以有生之年再为构建中国幼教大厦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