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教育，让我永葆童心

 

    这辈子，幼儿园始终是我最喜欢、最愿意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我的小朋友。在孩子们中间，我的心灵是那么轻松、自由。当我观察孩子们的欢乐和痛苦时，我心同身受。回首这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我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身不由己，跨进幼教行业

    1948年，正值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高中毕业，魂牵梦绕地期盼着进入名牌大学深造。一天晚上，父亲找我谈话，大意是当前家境困难，只能供哥哥继续学习，我是女孩子，找个工作就好了，反正迟早是要出嫁的。父亲的话犹如当头一棒，我听了只知道哭，一直哭到筋疲力尽。我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曾留学日本、美国，是著名的建筑师、大学教授，可却无力供养我读大学。那是怎样的岁月呀！就在我无望的时候，班主任陈老师找上门来，告诉我附中可以保养我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全班只有一个名额，学杂费全免。因为我个子矮，胆子小，怕我读中文或外文系，将来教高中，学生会欺负我，便给我报了社会系儿童福利专业。父母听了欣然同意。我心里其实不高兴，但有书读总比没书读好，于是答应下来，想先进了校门再说吧。

    大学一年级，为了有机会转入我喜爱的系科，我除了在图书馆勤工俭学，还拼命读书，别人读17个学分，我读22个。可战争的炮火打碎了我的转系梦。

    1949年春天，南京解放。学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三门主课，“业务挂帅”被人耻笑。我没再提“转系”一事。但我规定自己每周必读中文或英文名著，并去外语系选修“英文名著选读”。我不想做外系背后议论的“高级保姆”，因此对专业学习，常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过为了弄懂一些问题，有时也想难为一下老师，我又特别喜欢提问。系主任钱且华教授曾这样评价我：“收上来的作业，哪本写得最乱、最潦草，肯定是卢乐珍的，提问题最多的，肯定也是卢乐珍。”但钱教授并没有因为我的“乱”而排斥我，反而给我一些额外的任务。记得有一次竞委派很有领导才能的史慧中同学和书呆子似的我一同去南京人民广播电台，介绍参加接管南京圣心儿童院活动的感受。就这样硬是把我的能力给逼了出来，把我的心引向了儿童。

 

捍卫生命，和孩子心连心

    建国初期，由教会主办的圣心儿童院发生了烫死柳贝贝、饿死李弟弟等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我们一批金陵女大学生被派参加接管工作。我亲眼目睹了从儿童院里发掘出的几百具尸骨，我亲手搂抱着已经三四岁还不会笑、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的幼儿。生命竟这样被漠视和摧残！我的心为之疼痛。

    过去我读过一些有关“设施病”的论文，讲述二战以后，一些设备优良的儿童教养机构里，孩子因缺乏爱抚而反应淡漠、生长迟缓，甚至失去抗病力和求生动机。这时我才真正领悟了爱对生命的意义。教育不仅是满足孩子的生理需要，延续他们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对这个世界产生信任感，对生活燃起希望，对周围的人有所依恋。

    蔼宝小朋友最使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她也许只有1岁多，满脸皱纹，神情憔悴而冷漠，手脚没有反应，并且身患多种疾病：皮肤病、肺病、软骨病、中耳炎、营养不良，由于喂奶不当导致后脑皮肤一直溃烂到骨头。我天天去看她、抱她、逗她，一段时间后，她居然认识了我，一看见我就展开微笑，牙牙欲语，病况大为好转。我开心极了。

    因为工作需要，不久我离开了蔼宝。当时儿童院发生了6—10岁的孩子集体逃到教堂的事件，据说是由于嬷嬷恐吓孩子不做礼拜要下地狱。于是我被调到大孩子组，日以继夜地安抚孩子、写调查情况。当十天后我抽空去看望蔼宝时，她的床上已经空了。保育员说，蔼宝因为突发肺炎被送进了医院，可能活不成了。我心痛欲裂，为自己没能早些来看她而自责。从那一刻起，我的生活方向改变了。我开始真诚地爱孩子，不管他是美还是丑、是健康还是生病。我感到对他们的生命和成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为千千万万个蔼宝奋斗终身。

 

毕业分配，成为幼教干部

    1952年夏天，我毕业分配到苏南行署文教处初教科工作。3个月后，随机关回到南京。第二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我成了教育厅一名幼教干部、视导员。

    时至今日，我仍然想念曾经领导过我的罗莹、史悦、张之嘉、邵舜琴、姜光斗等同志，还有朱之闻、王毅等厅长。那个时候，经常要下乡，我们每个人都背着自己的背包，睡着农村小学的破门板，吃着老乡们的“派饭”，上下级之间，有争论也有协商，亲如一家人。记得有一年夏天在镇江出差，王毅同志比我们先回住处，为大家凉好开水，再一碗一碗送到我们手上。而我对中小学教改的许多认识和策略则是朱之闻同志引的路。他非常重视学习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强调给学生空间，让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和自然，给学生时间，让学生自学、讨论、质疑、实验，而不要做升学率的奴隶。

自从我进入教育厅，就开始从事幼教行政工作，但要搞好工作不能靠单干，要和其他同志协调起来。于是，我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定位在三个方面：一是汇报动态、宣传幼教，让厅领导能经常了解幼儿教育的发展情况和存在问题，以免幼教事业被忽视或遗忘。二是推动公办园的发展，有计划地逐年消灭公办园空白市、县，使教育部门幼儿园在各地起示范作用。三是巩固、提高幼教质量，通过培训师资、交流经验、编写教材、团结骨干教师，有重点、分层次地开展幼教业务活动。

 

身随幼教，共历时代浪潮

    1952年，江苏省的幼儿园、班集中公布在沪宁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和少数县镇，其中教育部门和国家机关、部队办的占75%，私办和民办园很少。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妇女就业人数猛增，在“向工农开门，为生产服务”的号召下，各地发动群众，自筹资金、自带桌椅，就地培训和推选教师，涌现了大批街道、企业办园。到了1957年，入园幼儿数从4.75万增加到8.8万。为了巩固质量，教育厅组织教师深入学习贯彻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1956年又组织编写出版了全省幼儿园《语言》《常识》《体育》《音乐》《游戏》教材和幼师培训讲义，幼教事业稳步而健康地发展。

    随后，我与幼教事业一起经历了两次时代浪潮的冲击。第一次开始于1958年至1959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入园幼儿数猛增到130.76万。但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接踵而至，新增幼儿园又纷纷下马，到1965年在园幼儿仅剩15.49万。回想那一段夜以继日动员群众、组织会议、推广浮夸经验的岁月，我深切感受到了经济基础与文化教育建设之间的紧密关系，没有经济支撑的教育事业只能是昙花一现。第二次冲击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幼儿园被污蔑为“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圃”，霎时间幼教队伍解散，玩具、图书被毁，幼儿天天读报纸、背语录、搞批判。教育厅干部大批下放。我被下放到了吴江县芦墟公社开始了3年艰难繁重的社员生活。

 

十年沧桑，重返幼教战线

    1978年，高校恢复招生，我被调到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讲授《学前教育学》《幼儿德育》《幼儿社会性发展》《幼教行政》《家庭教育学》等课程。

    在这里，我建立了对教学的基本信念：坚持科学无国界，真理常永恒。我深知自己理论功底尚浅，因此努力阅读国外前沿教育理论书籍，随时把握世界幼教动态，同时，坚持科研课题不停顿。教学与科研，不是“拿来主义”，必须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当前幼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的方法和策略。我还注重研究家庭对儿童的影响。因为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协同一致，是对幼儿进行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

    在高校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我坚持教学、科研都不停步，把它们作为积累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两大支撑。70年代末，我和康宁同志进行了《幼儿园爱祖国教育研究》，和黄人颂合作研究了《幼儿园识字教育实验研究》；80年代进行了《培养幼儿活泼、开朗性格》《培养幼儿自信心的研究》，和美国伊里诺大学派特申教授合作进行了《幼儿社会性能力研究》；90年代主持了教育部重点课题《幼儿道德启蒙的理论和实践》《幼儿园师幼互动研究》。我还带领研究生先后进行了《被忽视儿社交地位的成因与游戏治疗》《幼儿侵犯性行为的形成及其教育建议》《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与教育》《移情训练对幼儿助人行为的影响》《4-6岁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研究》等科研课题。1986年，在做好江苏幼教研究会理事长工作的同时，我又担任了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对家庭教育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科研。

    幼儿教育是一块广阔浩瀚而又初萌生机的领域，需要热爱幼儿的千万个同志前赴后继地去尝试、去实验、去开拓，进而去体验创业的艰辛和收获的愉快。我深信，只要始终和战斗在一线的教师、和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就能永葆童心，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