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教育学界、心理学界的研究工作者们也日益得到更多的支持来研究人的生存发展危机问题。幼儿园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出来的。
我想： 大家现在能够思考和谈论这个问题， 起码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 只有在更加民主更加进步的社会里， 社会作为人的一个集合体， 才逐步开始意识到人甚至是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重要性， 社会里的每一个个人也才能够逐步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重要性。
记得前几年《哈佛女孩刘亦婷》， 在中国被卖“疯”掉了， 我只是在某天报纸的连载上读到过一点点， 但我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让我们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 下面我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吧! ”这是刘亦婷的母亲经常对刘亦婷说的话。我喜欢这句话是因为我坚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主体性智慧——虽然我们的确不能够做许多事，也不能改变许多状况， 但是我们却能够做一些事和通过努力改变一些状况。
基于这个理念， 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和我们已经过实践的成功心得。
1. 幼教理论工作者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们这些平常不在幼儿园直接带班的理论工作者可能需要： 尽可能地去了解和理解幼儿园带班老师每天所面临的情境和体验; 可能还需要：尽可能地用“我们”的立场和语言去思考她们提出的问题并尽可能用“我们”的语言来和她们一起探讨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
记得一位资深的幼儿园老师曾经说过：“你们理论工作者总是挥舞着大旗让我们冲锋， 但冲锋的方向一旦出了问题时， 又总是责怪我们 ‘理解错误’。”还有一位教师在某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说：“总是有人说幼儿园教师像墙头草， 风向哪刮往哪倒。但为什么就没有人问一问， 这‘风’又是从哪刮出来的呢? ”一位年轻的教师问我：“为了遵循不同理论工作者的指导， 我们班活动室里的开水桶搬了 4 次家， 最终又搬回了原来的地方， 你说我到底应该听谁的呢? ”还有不止一位园长对我抱怨：“我们去咨询宣讲《纲要》的著名专家， 那些原则究竟应该怎么落实， 他们竟然回答说‘那是你们一线老师自己的事情’。”如此等等， 我们理论工作者应当反思： 我们要求老师改善“师幼”关系，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以同样的标准来改善我们自己和幼儿园老师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 如果我们自己小心注意了， 起码可以逐渐减少来自我们理论工作者这方面引发教师“职业倦怠”的消极因素吧。
2. 幼儿园管理者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某日我去一所非常熟悉的幼儿园参加研讨活动， 在整个研讨过程中， 园长总是说“我的意见是……”“我的理念……” “你们都给我怎样怎样”， 我把她的原话记下来， 在休息的时候悄悄地拿给她看， 她“哎呀”了一声后说：“你下次经常帮我记，我会注意努力改掉这些‘习惯性’语言的。”当天晚上，外地一所幼儿园的老师和我座谈， 起先教师都闷着头不肯发言， 园长使劲强调说错了没关系， 教师们才逐渐活跃起来。突然园长在发言时又开始说：“我的意见我的理念……”空气一下子就凝固住了。为了打破僵局， 我讲了上午发生的故事。感谢那位聪明的园长，她立刻说：“下次我讲话的时候你们也给我记。”我想， 只要管理者也能够以要求老师改善“师幼”关系同样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改善同老师之间的关系， 那么许多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
3. 教师自己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有一位年轻教师做了一个本园家长职业倦怠的调查， 结论是：没有哪种职业是“不累”的! 特别是那些事业成功人士。但那些成功人士却认为， 遇到困难和疲惫很正常， 重要的是——自己要学会接受现实和积极地进行自我调整， 然后才能积极地创造条件改造外部环境。
今年初我去新疆， 遇到了一群来自县乡基层幼儿园的园长， 她们中甚至有花了 3 天 3 夜从南疆的和田跑到北疆的伊犁来参加学习的。她们的体会是： 工作的确太辛苦、太艰难了， 但是只要下决心努力想办法， 有些内部的成长条件和外部支持的条件是自己可以创造出来的。
我想， 上面的两则事例应当能给我们的教师以启示， 面对现实的职业倦怠， 我们只有以积极的心态积极的方式来面对。
《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那英在一首歌中也唱道：“没有蹩死的牛， 只有瘀死的汉。”所以作为幼教事业圈子中的所有人士——“我们”当下的需要是： 携起手来， 相互扶持着， 努力走出“职业倦怠”的困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