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楼幼儿园与中国幼儿教育

中国的幼儿教育发生于1903年，当时国内不少地方已经有了幼稚园这样的学前教育机构，同封建时代长期的家庭教育相比，应当说，它有了社会性，确实是个进步。但是在头20年内，幼儿教育的总体情况如何呢?陈鹤琴先生曾说过：“我们中国早期幼稚教育首先是抄袭日本的，后又抄袭欧美，东抄西抄把中国幼稚教育弄到陈旧不堪的境地。到现在，中国的幼稚教育差不多都是美国式的。”这——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根据史料，我们知道1903年张之洞在武昌最早建立的“武昌蒙养院”，便是模仿日本的。此外，北京的“京师第一蒙养院”和“私立严氏蒙养院”也是日本教员执教的。到1924年，全国已经有了190所幼稚园，除少数官办、私办之外，教会办的就有156所(根据南京一女师1924年的调查)。这些幼稚园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式，都被“洋”化了，根本谈不上形成我国自己的学前教育体系。当时一批有识之士，如鲁迅、蔡元培、陶行知、陈鹤琴等，他们由于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积极投入到批判封建教育的热潮之中。在对封建主义的儿童教育批判中，促进了儿童教育观念的不断进步。

陈先生认为“儿童必须从小教起，从初生到7岁是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儿童的习惯、语言、技能、思想、感情、情绪都要在此时期打好基础，如果基础打得不稳固，那健全的人格就不易造就了”。他还认为幼稚教育是幼儿园和家庭教育的总和，幼稚教育可以说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实践进一步探讨幼儿教育理论，建立中国化的幼稚教育，并推动家庭教育。于是，他在1923年春在自己的住宅(南京鼓楼头条巷25号)客厅里办起了幼稚园，聘请了东南大学附中音乐教师甘梦丹女士为教师，第一次招生幼儿12名，主要是东南大学教师的子女，还有2名日本儿童。这就是鼓楼幼儿园的前身。陈先生决心在这个幼儿园里研究、实践，探索中国化的幼儿教育。但是由于收的孩子比较少，教育实验受到种种限制，他便联合东南大学教授十人成立了园董事会，发起筹建园舍的募捐，又在自己的住宅旁购买了三亩园地，建一座园舍，还利用空地开辟了游戏场、小花园、小菜地、小动物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鼓楼幼儿园的园址——北京西路4号。园董事会一致推选陈先生为园长，并将鼓幼作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派张宗麟为研究员，来园协助陈先生工作。

在陈先生的主持和张宗麟先生的协助下，鼓楼幼稚园积极开展了早期教育实验。首先他们对幼稚园的课程进行实验，实验的目的就是研究幼稚园应采用什么教材，运用什么教育方式方法。这项实验从1925年秋冬一直延续到1926年秋，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即没有固定教育计划的“自由散漫期”，根据一年中时令季节编订课程计划的“组织伦理期”，以及以一个中心把各项活动联系起来的“中心制的单元教学期”。经过这三个时期的课程实验，鼓楼幼稚园的教育工作逐步完善，使探求中国化的幼稚课程迈开了可贵的一步。其次他们又对幼稚园读法(识字)进行了实验，实验目的是探讨当时社会和家庭所争论的要不要教幼儿识字的问题。陈先生根据儿童心理发展情况，提出让儿童识字，应该使儿童快乐，而不是痛苦的事，他指导教师们在幼儿年龄较大的班级进行读法课，并自编儿歌、故事、歌谣等来进行教学，还编印了《幼稚园课本》。他强调识字教学必须采用游戏方式，教读法就是教游戏，以此引起幼儿的兴趣，寓教于乐，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后来陈先生还自编了《语体文应用字汇》一书。第三，他们又进行了幼稚园的设备研究。目的是研究幼稚园为什么要有设备，怎样的设备才是符合幼稚园的。陈先生认为设备是幼儿游戏、教师教学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还提出了设备要儿童化、坚固耐用、符合卫生、有艺术性、有本地风光、注意安全，以及多样化等七条标准。这项研究大大丰富了幼稚园的教育实验。

1927年，陈先生发表了著名文章《我们的主张》，根据儿童心理教育原理和社会现状提出了：幼稚园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儿童教育是幼稚园和家庭的共同责任，幼稚园的课程应以了解周围的自然和社会为中心等十五条主张。这些主张充分反映了鼓幼在20年代探索中国化幼稚教育道路上所取得的可喜成果。随后陶行知、陈鹤琴、张宗麟根据鼓幼这些实验成果，编写了《幼稚教育论文集》一书。1927年陈先生又在南京发起组织了“幼稚教育研究会”(后扩大为“中华儿童教育社”)，这是我国最早的幼教研究组织。同时又创办了《幼稚教育》月刊(后改为《儿童教育》月刊)。陈先生指出：“从学术上来说，中华儿童教育社，就是在鼓楼幼稚园产生的。《儿童教育》月刊也就是鼓楼幼稚园的《幼稚教育》月刊的化身。”1928年，陈鹤琴、张宗麟、甘梦丹参加并负责全国幼稚教育课程标准的草拟和制定工作，将鼓幼课程实验成果正式列为全国幼稚园的课程标准。由此可见，鼓楼幼儿园就是中国化幼儿教育的发祥地。

鼓楼幼儿园早期教育实验在全国推广后，陈鹤琴先生于1928年9月调往上海主持工部局华人教育处的工作。但他仍心系“鼓幼”这块辛勤耕耘的园地，仍然兼任鼓楼幼稚园园长。这一年他在《儿童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整个教学法》(后改称为单元教学)等文。陈先生说，“整个教学法”就是把儿童所应该学的东西整个地、有系统地教儿童学。因为儿童生活是整个的，教材也必须是整个的，互相联接不能四分五裂。他指导着幼教工作者要实验研究出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幼稚园课程。

1932年，陈先生聘请上海大夏大学幼稚科教师钟昭华来鼓楼幼稚园担任园主任，主持园务工作。这时的鼓楼幼稚园规模有所扩大，到1935年，已招收4个班120多名幼儿，他们努力实践陈先生“整个教学法”的课程理论，尤其重视以大自然、大社会为活教材。鼓幼不仅在园内开辟小农场、小花园，还利用园外的环境，如金陵大学的农场、养鸡场、养蚕室、农田等为儿童提供经常接触大自然的机会。附近的鼓楼公园、北极阁，远一点的中山陵园、栖霞山、天文台、下关江边、燕子矶都成为鼓幼孩子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丰富资源。根据儿童生理心理发展情况，鼓幼还按时令季节和幼儿实际生活的情况制定课程计划，一月为一大单元，一周为一小单元，数法、工作、音乐、读法、故事等课程都围绕中心课程取材，教法强调发展儿童的兴趣，并以游戏为主。鼓幼当时还制定了幼儿各种技能练习的具体要求，如游戏技能18条，作业技能20条，课业技能20条，这些要求，曾在1933年鼓幼成立10周年纪念刊上发表。鼓幼还重视幼儿的“工作”，每天都安排一小时手工劳动，半小时音乐舞蹈课。钟昭华主任还编写了《儿童歌曲》一书，又与屠哲梅老师合编了《世界儿童节奏集》上、下集，都为当时国内一些幼儿园所选用。

1937年由于日寇的入侵，南京沦陷，鼓楼幼稚园被迫停办，园舍被侵占，各项设备惨遭破坏，鼓幼的教育实验被迫中断了整整8年。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复园开学。陈鹤琴先生身在上海，但念念不忘这块中国幼教实验园地，几乎倾其所有，拿出平时节省下的两万元钱，又从上海聘请了周淑钟、王若昭两位老师来到鼓幼，任命周淑钟为园主任，陈先生自任园长，并且每月定期来南京指导工作。复园后的鼓楼幼稚园，虽然起初只有7个幼儿，但经过他们艰苦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逐步发展．到1947年幼儿数已达200人。复园后的鼓幼仍是幼稚教育的实验中心，以陈先生十五条主张作为指导，采用单元教学，越办越红火，重现了昔日的辉煌。

这时的鼓幼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修建园舍、充实设备、美化环境，使鼓幼在很短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美化、绿化、整洁、温馨的儿童乐园。二是教育教学能紧密结合儿童的实际生活，以大自然、大社会为课堂。三是结合儿童心理特点，运用启发式教学，激发儿童的兴趣和想象力。治好了战争的创伤，鼓幼又充满了蓬勃的生机。1947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基础教育研究会各国代表团曾来园参观。1948年4月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来园拍摄电影《民族的幼苗》，同年7月4 日《中央日报》以半版刊登了鼓幼建园25周年一日生活、22幅照片，在国内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全国33个幼教团体纷纷来园参观、学习，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陈先生在鼓幼成立lo周年纪念刊序言中曾说过：“从事实上说，以前的中国自办幼稚园很少，现在京沪一带，几无有不设幼稚园了。”可见其影响之大。鼓幼的办园实践，彻底扭转了幼稚教育的畸形发展，为中国幼稚园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方向。由于它独特的实验精神和丰硕的实验成果，遂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幼教实验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陈先生的主动要求，1952年8月，南京市教育局接办了鼓楼幼稚园，定名为南京市鼓楼幼儿园。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新中国，人民政府专门拨出经费为鼓幼扩建园舍、增添设备，并优先向工人阶级、解放军、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的子女敞开大门，办学方向有了很大变化，每半年只需缴学费2元。这时的幼儿园还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面向生产，方便家长，关心幼儿。幼儿园能根据家长的需要，幼儿每天在7：30以前就可以入园，下午5：oo集体放学，教师分路段护送，有困难的家长，他的孩子还可以暂时留在幼儿园内，由专人看护、照顾，直到接走为止。在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年代，幼儿园还代办幼儿晚饭，为幼儿洗澡、理发、看病、剪指甲、缝补、钉纽扣等，鼓幼这所日托幼儿园还为少数有困难的家长办了40多人40多天的全托。二是重视幼儿保健卫生和体育运动。幼儿园开始设有专职保健老师，每天进行晨间检查，幼儿餐具、用具每天都进行煮沸消毒。还规定每天除做早操外，要有2小时以上户外活动和运动性游戏，促使幼儿健康成长，鼓幼曾数次被南京市儿保所评为甲级卫生制度执行标兵。三是实行计划教学，向幼儿进行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并向苏联学习，参照《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进行教学。1983年5月，苏联幼教专家戈林娜曾来园参观指导幼儿半日活动。幼儿园还向幼儿进行“五爱”教育，开展向雷锋叔叔学习的活动。这时的鼓幼，游戏活动内容非常丰富，经常向全市幼儿园开放以创造性游戏为主的半日活动。幼儿的美术作品常寄往国外展出，园内经常组织幼儿开展小小音乐会、小小运动会及幼儿诗歌朗诵会，幼儿园内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鼓楼幼儿园像我们的祖国—样，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春风，使鼓幼恢复了生机。这时的鼓幼，认真执行《幼儿园暂行条例》、《幼儿园教育纲要》，面向全体幼儿，根据幼儿不同年龄特点，采用多种教育手段，使幼儿健康活泼地成长。遵循陈先生“寓教于游戏活动之中，让孩子成为游戏的主人”的淳谆教诲，教师们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了不少经验，出了不少成果。如《让幼儿成为游戏的主人》一文，在1982年《江苏教育》杂志上发表。儿童智力开发重新受到重视，鼓幼教师重点研究了各年龄班语言和常识教育，撰写出《培养个别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启发式教学在儿歌教学中的运用》等文章。1982年鼓幼又进行了教具、学具的改革，创造出拉线、拉棍教具，大大激发了孩子们的求知欲，南京电教馆还为此专门进行了录像。80年代初期鼓幼被省教育厅确定为首批省级示范幼儿园。鼓幼全体师生在新时期继续传承陈老的教育思想，仍然将鼓幼定位在南京市、江苏省，乃至全国的幼教实验基地。

改革开放的20余年，鼓幼的探索与研究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逐步形成了本园的管理思想，建立了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全园上下形成了团结勤奋、自强自律、求实创新的良好园风，积淀了鼓幼独特的校园文化。园长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较全面地总结和思考新时期幼儿园管理的思想理念、制度方法及管理效益，撰写了近20篇管理论文，在省内外产生很好的影响，系列短文《我的管理观》在省《早期教育》杂志上连载了一年。园长还应邀赴台湾进行交流、讲学。二是继承和发扬陈先生“幼儿园单元教学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有目的、有系统地对单元教学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全体教师共同努力，于90年代初，编写出一套四册、120万字的教材《幼儿园单元教育课程大全》，在全国较早地形成鼓幼自己的园本课程。该书在全国发行了近3万套，这对于宣传、推广陈鹤琴教育思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先后被评为江苏省、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一等奖。近三年来(2000年一2003年)，鼓幼组织全省30多所幼儿园加盟鼓幼的实验研究，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幼儿园同时验证陈先生的单元教学课程的理论、内容、教法在新时期的运用。这一实验活动也培训了一批教师，在全省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应。三是教育科研蔚然成风。1987年初在南师大教育系三位老师的指导下，鼓幼率先开展了活动教育的研究，该项目研究旨在继承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进步的教育思想，让儿童在与材料、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内化地学习，从教育内容、形式、方法都做了有益的尝试。鼓幼用六年进行了三轮实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验之一的区域游戏活动的开展，迅速在全国推广，活动教育课程模式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四个课程模式之一。1990年鼓幼又接受了国家教委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下达的《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实验课题。鼓幼与琅玡路小学作为一个实验小组历经五年时间，重点对幼儿的社会适应性、前书写、数的概念、游戏活动规则意识的形成等进行有效的衔接研究，深受小学教师、家长及幼儿的欢迎，为此鼓幼被国家教委授予“有突出贡献项目小组”称号。从“七五”到“十五”，鼓幼开展了一项又一项的教育科研，通过教育科研，全园有400余篇论文发表与获奖。幼儿园还汇编了本园刊物《教育拾零》共31期，更可喜的是，在教育科研的实践中，幼儿园培养出了专家型的园长和学者型的教师，各类先进教师不断涌现。鼓幼荣获“省教育科研先进集体”称号，1997年又一次进入首批省级示范性实验幼儿园行列。我们可以十分欣慰地说，鼓楼幼儿园已从历史名园发展成为当代名园。

鼓楼幼儿园这所老园之所以能焕发出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这是陈鹤琴教育思想使鼓幼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党和各级政府的关怀和支持，是全体鼓幼人共同的努力。今天的鼓幼已从昔日的辉煌迈向了新的辉煌。陈先生的一生，心系儿童，热爱儿童，晚年的他还抱病多次回到鼓幼看望孩子们，和小朋友们一道欢度“六一”儿童节，并于1979年欣然为鼓幼创作园歌，寄托他对鼓幼的深情厚谊。1982年在他去世那一年的“六一”，这位90高龄的教育家又写下了铿锵的誓言：“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一切为四化”，这将永远激励鼓幼人和全国的教育工作者去努力继承和发扬陈鹤琴教育思想，开拓中国幼儿教育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