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士媛-我与新中国的幼儿教育一起成长

       2003年我在纪念中国幼儿教育100周年的文章中，提到了我一生中最引以为荣的两件事：一是1949年10月1日，我作为北京慕贞女中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二是我50年来忠实地从事了一项事业——幼儿教育，

      1950年，我初中毕业时，被保送上本校的高中，同时还被另一所市立高中录取。正在我选择去哪一所高中时，我校从北京市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师）调来一位新教导主任。她多次找初三的同学谈话说：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一大批人民教师，希望你们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去报考北师。毕业后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服务。我响应了教导主任的号召，毅然报考了北师，被幼师科录取。

      在北师学习期间，有两件记忆深刻的事情：一是北师的文化课很强，课本与高中完全相同，且教师都是一流的。二是重视在实践中学习，从一年级开始每周有半天去不同的幼儿园见习。这个见习可以说是活的教育理论课。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教育部门办的公立园少。私立园多，幼儿园可以自主选择课程模式。我们见到了“单元教学”“分科教学”“实验教学法”“设计教学法”“蒙台梭利教学法”等多元化的课程。三是受到教育理论中要注意政治倾向的启蒙。由于北师的专业课教师曾留学美国，给我们介绍了不少西方教育流派，让我们开阔眼界。但时间不长，在苏联专家来校参观时，翻译拿着同学的笔记本向专家介绍教育学科的内容，专家听到课程内容中有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时，勃然大怒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中，介绍帝国主义教育家是犯罪。”事后。担任此门课的教师辞职。我们有两年时间只学习一些音乐和美术的技能技巧，直到临毕业的那一学期，学校才请来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和讲师，给我们简要地讲授了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方法。

     1953年幼师毕业后，我被留在北师附属幼儿园任教，正式开始了我的幼儿教育生涯，至2013年，我整整60年没有离开过幼儿教育领域的工作。

      在幼儿园工作期间，我教过中班和大班。这所幼儿园经常要给师范学校的学生做示范教学，任务重，要求高，压力大，但也促使了个人的进步。这一年国家在“全盘苏化”方针指导下，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各个战线陆续请来了大批苏联专家指导工作。幼儿教育也不例外。教育部在1950年-1956年期间，先后请了两位苏联的幼教专家来华。用苏联的幼儿教育理论培训高等师范学校的专业教师、教育部和各省市的幼教干部。我园在北京有示范性质，教师有机会去听周末在教育部举办的苏联专家讲座，还要带头直接依据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进行教养工作。这样就自然废除了我园长期采用的“单元教学”。随着私立幼儿园逐渐被政府接管，幼儿园已不允许自主选择课程模式，全国均以“学科课程”（分科教学）作为幼儿园的唯一课程模式。从此分科教学在我国幼儿园延续使用几十年，老一代的幼教工作者对其特点、方法都极为熟悉。

       1955年秋，我被调到北京市教育局刚刚成立的幼儿教育科工作，任视导员（现称督学）。1956年，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北京幼儿园的数量发展很快。我负责几个区的幼教视导工作，工作压力很大。这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大幅度扩大高等学校招生的规模，当年要扩招至16万人，可高中毕业生只有5万人。因此。国务院发出通知：号召国家干部、革命军人和各行业的人员报考大学，各单位不得以工作需要为名，阻拦在职人员考学。我20岁即进入教育行政部门工作。视导的对象都是经验丰富、资深的园长和教师。他们对我虽然很尊重，但难免把我视为“小年轻”，与我交谈时经常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称我为“小祝”。另外，我的先天不足——缺乏理论知识。也使我力不从心。国务院的通知使我极为兴奋，立即决定报考大学深造。在报考志愿时，有人建议我借此机会离开幼教，报考外语系或中文系。但我的专业思想很坚定，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由于北师给我打下了很好的高中文化基础和自学能力，我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1956年-1960年在校学习期间，赶上不少政治运动，有机会上山下乡，其中与专业有关的是1958年师生一起到农村去办幼儿班和培训幼儿教师，我被分配到河北省徐水县实践半年。我们在那里的八位师生创办了一所农村幼儿师范学校，编写了一本《农村幼儿师范教材》（1960年正式出版）。通过这些活动的学习和锻炼，给我的启发是：作为一名中国幼教工作者，心中必须装着广大农村的儿童，应该思考如何让70%生活在农村的儿童获得良好的教育。

      1960年大学毕业。我被留在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工作。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31岁，结束时我41岁。在我一生最宝贵的10年中，虽然在上山下乡时为农村的幼儿班做过一点工作，在校内教过两届工农兵学员，但大部分时间被白白地浪费了。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后，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把丢掉的10年找回来。1978年北师大学前专业恢复招生后，我一直担任两门课程的教学，负责组织、指导学生的幼儿园、幼师实习。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5年我担任教研室的副主任、主任，除给本科生授课，负责教研室的组织领导工作外，还带研究生，兼授夜大、函授大学、专业证书班和各种短训班的课程。有十几年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寒暑假我都要到外地函授站上课。在学前教材建设方面，我著有《儿童文学》（两本）、《幼儿园语言教学法》（两本）、《学前儿童语言教育》（两本）等专业书籍。同时，我担任了《教育大辞典——幼儿教育卷》和《学前教育百科全书——学科教育卷》主编，并与南京师大唐淑教授合作主编了《幼儿教育百科辞典》。此外。在科研方面。我也承担或参与了国家多个重点科研课题（含子课题）的工作。

       在我担任教研室主任期间，与同事们一起积极进行了学科改革。一方面是开设了计算机算法语言、教育应用数学、学前心理与教育实验方法、学前儿童游戏、学前课程论、幼儿教育管理学、学前教育研究方法、学前比较教育、现代化教育手段等新课：另一方面是开设了幼儿园各领域的教育、儿童文学、优生学、婴幼儿家庭教育、幼儿社会性发展研究、现代西方教育思想流派选介、特殊儿童教育学、专业外语、音乐、钢琴、美术等20多门选修课。在逐渐完善课程设置的同时，我还注重加强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本科一年级至四年级，每年都有不同重点内容。研究生的论文大部分是实验性质的课题。导师对论文这样引导的目的，在于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加强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力求填补幼教科研方面的空白课题。

      1979年11月-2000年11月，我兼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1992年前名为中国教育学会幼儿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兼副理事长、OMEP中国委员会主席，为我国群众性的幼儿教育科研的开展和国际交流，协助理事长做了大量的工作。鉴于我多年工作的辛苦和成绩，各级组织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我曾被评为北师大先进工作者、中国教育学会优秀学会工作者；两次获北师大优秀教学成果奖：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我担任教研室主任期间，北师大学前教育教研室被评为全国巾帼建功先进单位、北京市模范集体。我1999年退休后，一直在国内外从事合作研究、师资培训、咨询和编写教材的工作。2011年我重新修订、出版了《学前儿童语言教育》（1995年版）。2012年，我出版了新著《幼儿文学经典作品赏析》，还为2013年即将面世的《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的幼儿教育部分组稿、审稿和撰写条目。鉴于我退休后所做的工作，中国老教授协会给我颁发了“老教授事业贡献奖”。

       20世纪80年代，我国各方面的事业都在蓬勃发展，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两个单位欲调我去担任领导岗位的工作。当时我还是一名讲师，去新的岗位可以升几级，但我没有多考虑调动会给我带来的“好处”，拒绝了两个单位的好意，理由有二：一是不愿离开工作了30来年的幼教岗位：二是我喜欢并自认为适合做教师的工作。这是我最后一个可以离开幼教工作的机会。我的决定曾使一些人不理解，但我毫不犹疑地放弃了。

        回顾60年的幼教生涯，想到我在幼儿园教过的孩子，都是1947或1948年出生的，现在都已过64岁。我与这些孩子虽然大部分失去了联系，只知道少部分的“孩子”中，有的是中小学教师，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国家干部等。想到我文革前后教过的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全国各地的师范院校、科研或教研的骨干，从中央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干部。他们当中不少人著书立说。成为我国幼教战线的后起之秀，看到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极大的欣慰。

       近年来我国幼儿教育事业再一次掀起了发展的高潮，使我国城乡幼儿都能受到良好的人生开端教育，带来了新的曙光。我从内心希望不断有新的血液输入到幼教队伍中来，更希望在职的幼儿园中青年教师都能体味到：你从事的事业与国家千秋万代的富强、昌盛息息相关；希望你们能和我一样，把一生献给幼儿教育事业，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