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雄：有差异地确保学前教育保育质量

　　影响新世纪学前教育的两件大事

　　本世纪初，德国著名学前教育家费纳克斯教授曾指出，有两件大事预示着在国际范围内学前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其一是欧洲早期教育研究学会(EECERA)1999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提出的一些热点问题正逐步被证明对学前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曾在英国伯明翰EECERA办公处看到，2000年前，该研究学会的年会主题都与追求卓越有关；2000年后，年会主题都与超越质量有关)；其二是同年达尔伯格等人出版了《超越早期教育保育质量》一书。

　　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学前教育课程在国际上还不是一个太有争议的问题。政府对学前教育的关注，更多的是在事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上，而不是在课程方面。因此，学前教育工作者能在很大程度上自由地决定课程，而且在课程问题上也有较多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理念是建立在发展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的，更强调儿童发展，例如强调游戏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等。这种所谓主流的学前教育理念在1987年全美幼教协会(NAEYC)关于0～8岁儿童的发展适宜性课程的立场声明中得以明朗。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也有类似的声明和指导性纲要。许多年来，尽管这种理念和实践受到了批评，但是对学前教育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应该看到，这种所谓主流的学前教育理念以及由此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课程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其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主要体现在技术性和可控性等方面，例如，关注学前教育机构的各种特征与其所产生的各种结果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学前教育机构的各种特征”包括组织规模、机构水平、儿童活动、组织行为、儿童与教师的比例、儿童与成人的互动等；“所产生的各种结果”常以儿童发展为衡量指标，而这些指标以及根据指标获得的结果都是具有普遍意义和客观性的，都是可由专家认定的，都是可借助恰当的方法或通过精确的测量推导出来的。

　　这种所谓主流的学前教育理念以及由此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课程之所以会受到挑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基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层面的。例如，全球化、国际化的趋势导致人口大流动，多种文化、多种语言以及不同经济状况的人在一起相处，他们在教育的价值观以及据此而采取的行动等方面必然会产生冲突，从而造成诸多的不稳定、不和谐。换言之，那些强调标准化和统一性的学前教育课程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制造了社会不公，甚至导致了各种歧视的产生。

　　笔者在《超越早期教育保育质量》一书中文版的“译者序”中这样写道：“在该书的作者们看来，早期教育领域中对质量的定义与测评、把哲学上的价值问题降低为关于专家知识和测量的纯技术和管理问题的倾向是存在问题的，需要反思与批判。在理解和评价早期教育工作时，有关质量的概念和话语无法适应诸如观点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情景的特殊性和主观性等问题，因此，必然要超越质量概念，走向‘意义生成’的话语系统……”

　　费纳克斯教授指出的两件大事至少标志着在学前教育领域另一种导向上所发生的变革，包括权力分享、承认差异性、公平正义以及对实践的重视等。

　　“质量话语”带来的问题

　　在涉及学前教育的话题时，人们最关注的莫过于教育质量问题，包括质量标准和质量监控等问题。换言之，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为社会、家庭和儿童提供优质的学前教育。我国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任务。

　　正因为关注教育质量，就会有人提出疑问：还无法确保教育质量，何谈超越教育质量的问题?特别是有人在阅读了《超越早期教育保育质量》一书以后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我国还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正在建立质量话语体系，这时候提出超越质量是否为时过早?有人提出这类问题，显然是误解了“超越质量”的含义。

　　要理解“超越教育质量”的含义，须先认识和理解有关“质量”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