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儿童追逐打闹游戏研究的发展和趋势

发布日期:2007年04月13日
作者：张新立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来源：心理科学2006年02期

摘要　对西方儿童追逐打闹游戏研究的起源、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探讨。阐述了追逐打闹游戏的概念、行为模式、影响因素以及该游戏在儿童年龄、性别等方面的表现特点。初步论证了追逐打闹游戏的本质和功能。儿童追逐打闹游戏研究已有方法学的改进和研究方向的拓展，习性学和心理学传统与文化的整合研究为其新的理论导向，并呈现出多学科综合研究前景。

关键词：儿童　追逐打闹　游戏

1　追逐打闹游戏研究的起源

　　追逐打闹游戏的研究始自20世纪60年代哈洛夫妇（H.Harlow & M. Harlow）的动物习性学研究。他们在探讨社会性剥夺对恒河猴幼猴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时发现，幼猴如果缺乏同伴间的追逐打闹游戏，其社会交往能力及技能的发展会受到严重影响。受哈洛对猴子追逐打闹游戏研究的启发，英国习性学家布洛顿·琼斯（N.G.Blurton Jones，1969）研究了伦敦一所儿童养育学校3～5岁儿童的追逐打闹游戏。这是首次对人类幼小个体此种游戏的系统研究。他把这种游戏描述成“倾向于彼此同时发生的七种行为模式”；它们是“奔跑、追和逃、拉扯、双脚蹦跳、用手掌拍打而非实在地击打对方、用物体拍打而非实在地击打对方、出声的笑。”另一位英国心理学家史密斯（P.K.Smith，1973）描述该游戏的行为模式为：出声的笑、不出声的微笑、追、逃、拉扯、吵闹声。这些研究者认为，追逐打闹游戏是一种发生在同伴之间既带有竞争意味（quasi-agonistic）也带有游戏精神的比较激烈的活动。它一般不会导致参加者受伤，也不会使同伴关系破裂。

有关儿童追逐打闹游戏的早期研究，着重提出了这种游戏的概念和行为模式。研究者推断，此类游戏有体能和技巧锻炼的意义，有生物适应价值，是为成年期的社会生活和真正的搏斗做准备。早期研究以习性学为理论导向，且这个传统贯穿到以后的同类研究。

2　追逐打闹游戏研究的发展

2.1　动物习性学和儿童心理学的对比研究

西方习性学家和心理学家对人类儿童和其他动物的追逐打闹游戏做了对比性探讨，展现出两者一些相同的特点。比如，那些在游戏场地追逐打闹游戏玩得多的孩子，在其他社会场景中表现得更有适应性；即，这些孩子在游戏场地之外也更有社交技能和社会活动能力。这个结论已有动物习性学的研究旁证，比如，大白鼠幼崽也显示出同样模式。另外，把动物分别隔离一段时间，再让它们聚到一起时，它们会更多地追逐打闹。儿童同样有这种趋势。如果把儿童上课时间额外延长半小时，他们会在后来的休息时间里追逐打闹得更加厉害。

在动物成长过程和儿童年龄发展阶段上，追逐打闹游戏出现相同的发展模式。对大白鼠的研究证明，在它们长到32～40天时，这类游戏的频度和强度达到高峰，然后很快下降；而派勒格里尼和史密斯（A.D. Pellegrini & P. K. Smith，1998）的研究则证明，儿童同伴间的追逐打闹游戏发生频率随年龄发展呈倒“U”曲线：学前儿童追逐打闹游戏占其总游戏行为的3～5%；这类游戏在7～11岁左右达到高峰，占儿童休闲活动时间的10%；在11～13岁时，这个比率下降到5%；到14岁时，仅占3%。

习性学家和心理学家对追逐打闹游戏的研究证实，动物和儿童在这种游戏过程中都会出现角色转变和自我示弱（self-handicapping）行为。博尔顿（M.J.Boulton， 1991）指出，猴子在同一个追逐过程中，有许多角色转变现象，由追逐者转变成被追逐者；或由被追逐者转变成追逐者。身强力壮的猴子经常表现出自我示弱行为，让个头小的同伴来追自己或扑倒自己。派勒格里尼（A.D.Pellegrini，1992）则表明，类似现象经常发生在儿童身上。他们认为，角色转变在此种游戏中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才能引发和维持游戏的心境，使同伴间已经建立的社会互动得以持续下去。

2.3　儿童追逐打闹游戏本质和功能的探索

哈姆弗雷斯和史密斯（A.P.Humphreys & P.K.Smith，1987 ）系统研究了英格兰一所小学的儿童追逐打闹游戏。他们的研究表明，追逐打闹游戏的本质是具有社会交往性质的友好活动，和侵犯行为或真正的打架或打斗有原则区别。7～9岁孩子的追逐打闹游戏，主要起到了一种相互接纳的功能。还有证据表明，11岁儿童的追逐打闹游戏与打架技能的提高以及寻求社会支配性（social dominance）之间有比较紧密的功能性联系。此类技能可能在孩子进入青春期时特别重要。在小学阶段，儿童追逐打闹游戏有比较明显的性别差异，即，男孩玩这种游戏的频率和强度都高于女孩。

博尔顿（1996）的研究说明，在8～11岁年龄阶段中，男孩在追逐打闹游戏中比女孩更为主动和更为粗野一些，但在追逐打闹游戏的整体活动水平上并没有多大的性别差异，也没有发现该年龄段的年龄差异[8]。他的研究不仅支持追逐打闹游戏为今后真实打斗起到练习作用的假设，还支持这种游戏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途经来建立或展现自己的社会支配性的假设。

3　追逐打闹游戏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3.1　追逐打闹游戏本质和功能的进一步探讨

如果说童年期追逐打闹的游戏精神浓重的话，而青春期的追逐打闹就更多地与社会支配性和侵犯行为有关了。动物习性学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派勒格里尼（2003）对刚入中学平均年龄为12.8岁的儿童（被称为青春早期儿童）做了一学年的研究。他想说明，在这个年龄阶段同性间的追逐打闹游戏是孩子用来建立和维持社会支配性的手段，因而其追逐打闹游戏会混合较多的“欺诈”（“cheating”；如用比较粗野的动作故意伤害对方以示报复或显示自己的强大，然后作出貌似真诚的道歉）和侵犯行为；而在不同性别之间，这种游戏则起到另外的作用。即，以比较“安全”的方式试探对方，打破性别界限，寻求异性关系的建立。他认为，儿童团体内一旦社会支配性建立，则追逐打闹游戏中的侵犯行为就将减少。他的研究部分地证实了他的假设，比如追逐打闹游戏在建立社会支配性的作用、侵犯行为和欺诈行为的出现以及追逐打闹游戏在男女交往过程中的作用。

3.2　亲子间追逐打闹游戏的研究力度加大

除了对儿童彼此间的追逐打闹游戏进行研究外，西方对亲子间追逐打闹游戏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蓬勃发展，目前似乎更受重视。加拿大心理学家丹尼尔·帕奎特及其同事（Daniel Paquette et al.， 2003），延续亲子游戏的研究传统，对近800名学前儿童及其父母作了调查和观察。他们的研究结果说明，有24～43%的父亲每天都和孩子玩追逐打闹游戏，而只有4～16%的父亲从来不和孩子玩这种游戏。父母年龄和性别是影响亲子间追逐打闹游戏的最大因素，相对来讲，父母工作性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或生活环境并非影响追逐打闹游戏的主要因素。尽管他们这次研究没有证实和父母玩追逐打闹游戏多的孩子其侵犯性小的假设，但是，还是有证据表明，父子间追逐打闹游戏对儿童在不使用侵犯行为而获得社会竞争技能方面有促进作用。他们认为，父子间追逐打闹游戏发生的频率仅是一个重要因素，而追逐打闹游戏的指征却更为重要，只有结合追逐打闹游戏的指征，才能更好地研究父子追逐打闹游戏对儿童侵犯行为的影响。这意味着，有必要重新审视什么是追逐打闹游戏，它的行为模式究竟有哪些。

丹尼尔·帕奎特（2004）在其后续研究中指出，父子游戏在儿童向外界开放性的发展上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父亲倾向于让自己的孩子兴奋、惊奇，使孩子不时地活动起来；他们也倾向于鼓励孩子冒险，同时，又确保孩子的安全和安心，所以，他们会鼓励孩子在陌生的环境中学得勇敢起来，承担风险。但只有父子间存在着良好的情绪纽带，这种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这种情绪纽带的建立又可以表述为父子间的活动关系，而活动关系主要通过身体活动性游戏而得以建立。所以，他认为，父子间追逐打闹游戏有可能鼓励儿童的服从精神，促进儿童竞争技能的发展。

3.3　方法学的改进——追逐打闹游戏的实验室研究

追逐打闹游戏是儿童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故而以前的研究多采用观察法和调查法。但是，美国心理学家斯考特和潘克塞普（E.Scott & J.Panksepp，2003）的实验室研究拓展了追逐打闹游戏研究的方法学范围。

他们用同一学前班彼此熟悉的40个3～6岁儿童（20个男孩20个女孩）作为被试，分为60个月以上和60个月以下两个年龄组。根据年龄，同性匹配。他们在校内布置出实验室，让孩子每天到实验室尽情玩半个小时。研究者为了提高孩子的兴奋劲，先给他们看一段1分钟的追逐打闹游戏录相，告诉儿童那样玩很愉快，如果他们想那样玩也可以。实验期间每隔5分钟就放5分钟的音乐，在有无音乐的条件下观察孩子的游戏。

他们声称自己的研究有三大意义。其一，这是自1981年德皮托（J.A.DePietro）的研究之后对这么小的儿童所做的第二个研究，填补了幼儿同伴间追逐打闹游戏研究的空白。其二，因为这种实验条件下儿童追逐打闹游戏只在个别方面有性别差异，而整体上并没有明确的性别差异，所以，这种研究挑战了历来持有的此类游戏有显著性别差异的论点。而且，这是在儿童追逐打闹游戏研究中首次得出的这样结果。其三，他们证明了儿童可以在实验场景中从事追逐打闹游戏。由此将导致下一步研究，即研究追逐打闹游戏用于治疗儿童行为障碍的价值。

3.4　研究方向的拓宽和对习性学的理论超越

目前和今后尚有很多课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比如，儿童追逐打闹游戏的性别和年龄差异，因研究手段和研究场景不同而有不同结果，需就此深入研究。儿童尤其是男孩利用追逐打闹游戏建立社会关系、寻求社会支配性的机制还不很清楚。比如，追逐打闹游戏中的自我示弱和“欺诈”行为对获取社会支配性上的机制，非常值得探讨。在团体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如受排斥的儿童，其追逐打闹游戏的特点，有深入探索的必要。残疾儿童躯体和处境受限，能否利用这类游戏发展其体能和社会认知能力，更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考维尔和林德赛（M.Colwell & E.Lindsey，2005）做的最新研究，就试图进一步探究追逐打闹游戏中儿童性别因素的影响[13]。他们把60个学前儿童分成同性别组（男孩与男孩，女孩与女孩）、异性别组（男孩与女孩、女孩与男孩）、混合性别组（男孩与其他男女孩子一起、女孩与其他男女孩子一起），研究了这些幼儿玩假装游戏和身体活动性游戏情况，以及在玩游戏时和同伴交往的社会能力表现。他们的研究结果说明，喜欢和同性伙伴玩假装游戏的女孩，比较受同伴的喜爱，而且也会被老师评价为有社会交往能力；而喜欢和同性伙伴玩身体活动性游戏的女孩，喜欢和同性伙伴玩追逐打闹游戏的男孩，都会得到同伴的喜爱。但是，喜欢和异性伙伴玩追逐打闹游戏的男孩子就不那么讨人喜欢了。他们指出，儿童本人性别以及玩伴性别对儿童这类游戏和社会交往能力的关系有重要影响。

对儿童追逐打闹研究从一开始就以习性学作为研究导向。这个导向被证明是合理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但是，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提出了新的观点。这意味着未来的研究将有一定的理论超越。

美国心理学家塔密斯-莱蒙德（C.S.Tamis-LeMonda，2004）认为，对文化作用下的儿童追逐打闹游戏的研究需要加强。她引述了一些非洲、亚洲和美洲印第安部落文化下的亲子游戏研究，说明不同文化下父子和母子游戏的特点会有不同。研究者需要反思文化的价值观、手段、机遇和实践是怎样和生物学因素发生交互作用的。她提倡从进化和文化整合的角度对亲子间的追逐打闹游戏进行研究。这说明，习性学和心理学传统正在向与文化整合的研究转变。

美国哲学家席茨-琼斯顿（M.Sheets-Johnstone，2003）认为，追逐打闹游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会了解自身及其他人身体脆弱性的途径。这种说法有深刻的个体发生论和伦理学含义。他呼吁对游戏展开多学科综合研究。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提倡的是形成个体发生论、种系发生论和哲学三足鼎立的研究局面，他认为唯有这样，才能确实探明游戏（包括追逐打闹游戏）的本质及其功能。

4　结束语

　　随着追逐打闹游戏的本质和功能逐步得以揭示，从最初的习性学研究发展到心理学乃至多学科对它的综合研究，已成必然趋势。如果说，儿童的追逐打闹游戏不是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充分条件，最起码它也是一个必要条件。儿童追逐打闹游戏研究，不仅有各学科领域的理论价值，还具备直接体现于儿童养护和教育方面的实践价值。在当代儿童身体活动的空间和机会都不断缩减的威胁下，对儿童追逐打闹游戏之研究意义将日益凸显。

帐号：
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