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朝圣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去医院看病对老百姓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病人或受伤的人必须先排队挂号，再等候医生诊断。但处方在手并不意味着看病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多次排队划价、付费、取药。如果需要化验，病人还得穿插于更多的队列之间。对居住在郊区的人来说，还得早早出门……

    “每次来医院看病我都很紧张，一会儿担心排错队，落下什么东西，还得防着（专盯老人的）小偷，”一个上年纪的妇女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候诊时嘴里嘟囔着，不时还恼火地骂上两句。

    其实，候诊室里的长队还只是冰山的一角。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医院不再象过去一样仅仅依靠政府财政维持生计，也纷纷开始自负盈亏。对经济效益的追逐引发了种种与医务工作者职业道德背道而驰的行为。

    国内各种新闻媒体报道的令人悲哀的案例反映了老百姓对改革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迫切要求。

    悲剧之一发生在今年7月16日凌晨。家住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年仅三岁的刘广翔（小名毛毛）半夜12点在家中不小心被烫伤。其父母当时顾不上穿好衣服，抱着孩子飞奔出门。12时30分，他们先到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大夫开出了住院证，但病房的当班大夫坚持要病人先交2万元押金，否则不能住院。毛毛的父亲刘华东没带那么多现金，急得跪下请求先用药治病，但被医生一口回绝。

    刘华东夫妇随后又去了三家医院，一家因没有烧伤科没有接收，另两家以医院烧伤科没有床位为由拒绝接收毛毛。1时50分，第五家医院收下了毛毛。但由于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孩子不久就告别了人世。

    案例之二：据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家医院的医生为了牟利竟然擅自、非法更改病人的化验结果，延长病人的住院时间。

    近来新闻媒体还披露了中国医院中的一系列非正常做法或违规行为，其中包括服务质量差、医生通过开大处方让病人进行不必要的化验、检查或买新药、贵药等过度服务收取回扣，以及外科医生在手术前接受手术病人或其家属的礼物、红包等。

    “白衣天使”这个过去常被用来形容富有同情心的医生、护士的词现在已很少听见，即使偶尔出现，也常带有讽刺、挖苦的意味。

    “这叫啥看病？等了半个多小时，看病只用了三分钟。医生除了问我上次吃过什么药之外，一句话都不多说，”58岁的张永贵在宣武医院看病后苦笑着说。

    医生给张永贵开了一张药价为420元的中药处方和354元的西药处方，药价之高，令现已退休的他无法承受。无奈之中，张永贵把中药处方单揉成一团，交钱取了略微便宜的西药。

    中国卫生部的最新数字显示：中国居民平均每次去医院看门诊需花费79元，住院病人平均每次花费2891元。在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的开支中，药费分别占60％和80％。

    据统计，1978年至1988年间，中国的公共卫生服务费用增加了414％；自1998年以来，此项支出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医疗费用的迅速攀升激起了国人的极大不满。中国消费者协会和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今年8月在北京城区对595户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高达85.1％的居民对医疗收费“不满意”或者“极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集中表现在“看病贵和医疗收费缺乏透明度“两个方面。后者包括药品、药方不开明细单；化验、检查、治疗费用不明码标价；治疗费用和住院费用没有明细帐目等。

    调查表明，为了回避“看病贵”，有30.8％的人选择“自己诊断、自己买药”，28.9％的人选择“到药店咨询并买药”。而这种行为的危险后果不可低估。市场报今年8月报道说：去年有11％到26％的买药的中国人事先没有寻求专业医药咨询。同年有19万中国人由于吃错药死于不良药物反应。

    今年九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诊断学第四次教学改革暨学术会议”上，专家披露：我国临床诊断误诊率达27.8％，其中恶性肿瘤误诊率为40％。

    与会专家认为，目前国内的临床医生普遍存在忽视临床基本技能锻炼的问题，诊病时只简单地问几句患病情况，不去深入了解患者生病的详细过程及有关既往病史。此外，现在的医生也过分依赖辅助检查，但缺乏对所获资料进行归纳分析的能力。

    伴随社会各界要求降低医疗费用的呼声，一个改革全国医疗卫生系统的蓝图也在静静地绘制。

    今年年初，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宣布今后两、三年内，中国将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确保人人享受公平、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改革的方针包括允许建立营利性医院，改善以社区为基础的卫生服务，降低药价和医疗服务价格，以及建立全方位的疾病控制网络等。

    中国目前有6300多家药品生产厂家，其中很多属于重复建设。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小的生产厂家通过给医院、医生高额回扣的方式促进其药品的销售。

    据了解，中国大多数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50％以上，县级以下医院药品收入则占70％到80％。通过医院销售的一些新药的价格一般是这些药品成本价的10倍以上。

    医药改革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降低药价。今年七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出通知：大幅度降低部分中央定价的国产药品零售价格水平。此次降价的药品主要是包括干扰素在内的常用抗生素类药品，共57个规格，平均降价幅度约30％，每年可减轻社会医药费负担约8亿元。

    今年实行药品招标采购的北京天坛医院八月称，仅招标采购一项，医院一年就为病人“减负”2000万元药费。此次药品招标采购过程中，有的同一化学名称的药选了2至3个厂家。天坛医院院长戴建平说：“这样做是为了使病人有所选择，同一种药给病人提供不同价位，让病人有个选择的余地。”

    国家药品管理局也决定根据GMP国际标准整顿国内药品生产企业，将不合格的厂家淘汰出局。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医院相继或同时推出了各种新的服务项目，旨在改善服务。现在，在一些医院里，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医生和不同价位的药品，住院病人也能得到院方提供的当日费用清单。

    尽管这些新动向令人欣慰，不少观察人士仍然认为，如果不实行药品的集中采购和医药分家，该行业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不仅如此，他们认为，一旦医务人员失去了来自药品的收入，国家应当通过政府补贴或提高挂号费、门诊费收入等方式给予补偿。

    “毕竟，医生的收入有三个来源――工资、药品和医疗性收费，”卫生部农村卫生司官员聂春雷说。“如果医生和卖药分离，他们的生计就很难维持。特别是在农村，医生看病几乎不收挂号费、出诊费和诊疗费，”他补充道。

    据国家卫生部统计，截止1999年底，中国有31.1万个医院、诊所、疾病防治机构、医疗保健中心、医学院校和研究所。平均每10万个中国人可以共享239张医院病床、102个护士和167个医生。

    尽管如此，大约80％的国家医疗卫生预算是用于城市，而这部分预算的80％又是投入主要大城市的医院。卫生部一位官员透露，近年来，农村基础医疗保健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就是资金投入少。

    当城镇居民有望通过医疗改革和将覆盖2.1亿职工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解决看病难的问题时，占全国人口69％的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仍没有着落。

    自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曾因覆盖中国农村几乎所有地区而家喻户晓，并对消除血吸虫病、“大脖子病”（甲状腺肿大）等各种地方病功不可没。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这个制度却逐渐瘫痪，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中国政府许诺今年为所有的农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朱玲认为，政府应该规范农村医药市场，控制虚高的药品价格（药价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农民家庭收入的增长），重新分配对农村的医疗资金投入以减少贫困人口的医疗费用。

    80年代初期以来，政府对公共疾病预防的投入已在减少，伴随而来的是许多农村公共卫生指标，特别是在西部贫困地区，都没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底标准。

    朱玲呼吁政府优先考虑农村卫生问题，她说，医疗工作的重点应该是疾病预防和降低成本，这样农民才不至于因病致贫。

    医疗卫生改革不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任重道远，整顿整个行业需要时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到2003年，中国国内医药市场预计要敞开国门，届时，药品的进口税将从20％降至6.5％。等那一天到来时，只有及时和周到的服务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