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中国人自己的幼稚教育——对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各种教育新思潮风起云涌，“民主与科学”、“教育救国”成为时代呼声。中国幼教界亦乘风破浪，掀起了幼稚教育中国化的改革运动。改革主要针对民国前期各种外国教育思潮倾门而入，中国幼教界一味模仿抄袭，从而迷失自我，身患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三大顽症之现状。运动由若干教育实验为先驱，从教育目标、课程体系、师资培训三方面着手，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中国人自己的学前教育体系，继而带动了整个幼教界的本土化复归和进一步发展，使社会化学前教育——这个西方的近代文明之果，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开出本土之花。主要代表人物有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等。本文试对此运动进行回顾与反思，以期获得解决改革开放20年后中国幼教界存在的现实问题的一些有益启示。

 

一、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构建

 

    陶行知毕其一生对改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教育，进行了不懈的实践和探索。早在1926年，陶行知就发表了《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提出改革当时幼稚园的三大弊病：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用科学的方法去实验，去建设一个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1927年11月，陶行知在陈鹤琴、张宗鳞的协助下，办起了我国第一个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后又办了晓庄、和平门、迈皋桥、新安幼稚园等。开创了幼稚教育的新天地——农村与工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构建了幼稚教育新目标——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教育。

    陈鹤琴是中国现代学前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是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中坚。1923年，陈鹤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作为推行中国化幼稚教育的实验基地，以改变幼稚教育照搬照抄外国模式的状况。在学生张宗麟的协助下，经过四年的精心实验，陈鹤琴于1927年对鼓楼幼稚园的实验进行整理总结，写成发表《我们的主张》，提出了建立中国式幼稚教育的十五条主张，勾画了中国化幼稚园的雏形，主张第一条便是“幼稚园要适合国情”。适合国情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要办出有中华民族特点的幼稚教育，反对盲目崇拜模仿美国的现象。反对这种模仿，并不是因为美国的经验不好，而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的国情，最重要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经济文化落后，教育的主要对象在农村。②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就要实实在在地以中国孩子为对象，要总结中国孩子的特点，以中国孩子为中心，吸取外国有用的经验。陈鹤琴以适合国情为指导思想，构建了一系列的中国化的细化的可操作的教育目标。

    张雪门毕生从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他对幼稚教育的意义和目标的认识尤为深刻。1936年，华北危急国难深重时，他提出幼稚教育应为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并拟订了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的四项目标：“①铲除我民族的劣根性；②唤起我民族的自信心；③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④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国主义作奋斗之决心与实力。”他身体力行，致力于推广这种民族改造的幼稚教育，“开始试行的是香山和艺文幼稚园，以后逐渐扩大平、津以及河北等省。”张雪门的改造民族的教育目标是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集大成者，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完满建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确立了  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幼稚教育。

 

二、本土化幼稚园课程的探索

 

    陈鹤琴与他的学生张宗鳞在南京鼓楼幼稚园进行的课程实验对幼稚教育中国化至关重要。该实验本着不强制儿童做机械的工作的原则，根据本土季节的变化来设计课程，选择教材。比如夏初做“种黄瓜”的设计，两个月后做“请客吃瓜”的设计，以自然学科为课程设计的中心，图画、手工、故事等都围绕中心而开展活动；教学采用游戏式的方法，并为此设计了许多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具，如读法教学中的缀法牌、挂图，算术教学中的点数牌、滚珠盘、旋珠盘、初学加法片等。经过三个阶段(散漫期、理论组织期、中心制时期)的反复实验，1928年他们制定出了幼稚园的课程规划，并在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被正式定为全国幼稚园的课程标准。直至解放后全面学习苏联为止，我国幼教界通行的一直是陈氏所创造的以季节变换为中心的活动课程，他所编的中国化的幼儿故事、幼儿园设备标准等更使后人受益无穷。

    张雪门一生致力于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就提出“其实课程的范围很大，技能知识兴趣道德体力风俗礼节种种的经验，都包括在课程里。换一句话来说，课程是适应生长的有价值的材料”。生长当然有因时因地的差异，应区别对待，因此他指出幼稚园课程应来源于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1970年，他在台湾出版《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一书，对他从北平到台湾的近40年的课程研究作了总结。书中把“课程须和儿童的生活联络”作为课程标准第一条。他于1966年初步完成的“行为课程”体系则生动再现了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无处不渗透着中国化的精神和理念。

    看陈鹤琴、张宗麟、张雪门的本土化课程观，不难找出他们的共同点一—对儿童直接经验的重视，对中国现实生活的重视。这两点是他们的课程取得成功推广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进行课程改革可借鉴的重要经验。

 

三、适合国情的幼稚师范体系的建立

 

    陶行知认为旧的幼稚师范的最大缺憾是培养的学生理论脱离实际，连一所像样的幼稚园都办不起来，所以要改革训练教师的制度。新型的幼师，是招收中学生，以幼稚园为中心，学生既在课堂上学习基本理论知识，又在幼稚园中学习如何办幼稚园。陶行知的办校思想对今天的幼稚师资教育理论脱离实际无疑是一剂良方。他还提出用“艺友制”培养大批幼教师资。对当时经济极端贫困的农村普及幼稚教育不失为一种良策。

    张雪门认为真正实施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需幼稚师范教育的紧密配合，“幼教的良策，由于主持幼教者的师资，而师资的由来，实由于师范教育的培植。如果我们研究幼教仅限于幼稚园的教育，抛弃了师范教育，这无异于清溪流者不清水源，整枝叶者不整树本，决不是彻底的办法”。因此，他制定了师范教育的总目标是培养为普及平民幼稚教育，具有改造民族素养的新一代国民而献身的幼儿教育师资。并且，他把这个总目标落实到师范生的各科学习和各种活动中，特别是实习中，无论是孔德师范的“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还是北平师范的乡村教育实验区，都使学生面向社会，从实践中体会到中国需要教育之迫切，并进一步体会到教育的社会价值，在于促进社会的进步，使贫穷落后的中国繁荣昌盛。以培养出具有民族自信心、能为教育事业献身的优秀师资。

    陈鹤琴建立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是他的活教育理论的实践运用。活教育抛弃了书本主义的教育，使学生“在生活上获得知识，以丰富的知识来提高生活，失去了生活的意义也就失去了教育”，强调教育与生活现实，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是活教育理论的特征。1940年，陈鹤琴应邀到江西泰和县文江村创办江西省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创办幼稚师范，目的就在于实验活教育的理论，使她成为全国广泛的教育运动”。1943年春，幼师改为国立，同时增设幼稚师范专科，培养幼稚师资和研究人才。在他的努力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包括专科部、师范部、小学部、幼稚园、婴儿园等五部分，还附设了国民教育实验区。以下对陈鹤琴的“活教育”幼稚师范教育体系的评价亦可作为陶、张等人师范实践的代表性评价：它虽然实用主义教育色彩颇浓，但它“吸收欧美教育的长处而去其短处”，同时，“发扬我国固有教育方法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以中国社会为其发展的基础；它是针对社会实情，适合大众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所以，它才有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深厚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国二三十年代的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是以陈鹤琴等为代表的具有爱国心、良知的学者们，对当时学前教育界抄袭模仿之风的反思与探索，它推动了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是近代学前教育发展史上最活跃的时期。这些学者们抱着追求中国化、科学化，创办了实验性、研究性很强的中国人自己的幼儿园和幼稚师范，并从宏观层次的教育目标、中观层次的师范教育体系和微观层次的幼儿园课程体系三个层面，打造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富有本土特色的幼稚教育，终于使学前教育这个西方近代文明之果，在古老文明的中国开出本土之花，对中国学前教育的近代化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活动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们的精神应该发扬，他们的成果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和发扬。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幼教事业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同时，开始面向世界，积极引入各国教育思潮和教育经验。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幼教界的发展将日益国际化、全球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因此，通过对二三十年代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回顾，我们可获得这样一些启示。

    1.在对外学习的问题上，要坚持实验是桥梁，适合国情是通行证。

    综观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它是以向外引入为起点，不断凋整适应国情，并不断向外学习的过程。其运行模式大致为：模仿性学习——适应性学习一一自主发展性学习。在对外学习的问题上，陈鹤琴的观点是较为理性的：“这并不是说美国化的东西是不应当用的，而是因为两国国情上的不同。有的是不应当完全模仿的，尽管在他们美国是很好的教材和教法，但是在我国采用起来到底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均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我想，陈鹤琴的观点并不是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呼声的缩影与代表。这个时代已不是学前教育的起始时代(也就是模仿性学习阶段)，而是经历了模仿和抄袭之后的适应性学习阶段，在此阶段，人们已看到了抄袭的弊端，对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不再是全盘端来，而是“拿来”，选取自己有用的，经过改装，为己所用。这个改装的过程实际就是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科学化为保证的，离开了科学化的中国化，结果很有可能导致封建主义的抬头。因此，陈鹤琴在构建中国化幼儿教育中，是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实验为切入点的，而不再以模仿为基本手段，由此可见，实验是理性地引入西方先进经验的必经之路，是东西方教育经验交流的桥梁，实验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当然，这种实验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验，而不是“一实验就成功，一推行就不通”的人为性模仿性实验。实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和探索的过程，是一个改装和再造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看西方教育经验是否能顺利通过实验桥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适合国情则是它的通行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前教育界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了大量西方先进教育经验，经历了20年的变革与发展，中国学前教育界应该已经超越了陈鹤琴时代，进入到自主发展性学习阶段，在这个阶段，吸取借鉴各国先进经验，自主发展中国式的幼儿教育的新拿来主义成为学习特征。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我们应吸取历史成功的经验，在新拿来主义的实施中，坚持实验是桥梁，适合国情是通行证。

    2．在事业构建发展的问题上，要注重多层面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

    在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幼稚教育使命的感召下，这些二三十年代的教育家们在实践上创办了实验性、研究性很强的幼儿园和幼稚师范，理论上从宏观层次的教育目标、中观层次的师范教育体系和微观层次的幼儿园课程体系三个层面，打造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富有本土特色的幼稚教育，陶行知拿出“与牛大哥睡觉”的精神，亲自创办乡村幼稚园；陈鹤琴带领200多位师生辗转流离、辟山开荒，践行“活教育”；张雪门亲自创办“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的幼稚师范；张宗麟勇当第一位幼儿园男教师。由此可见，二三十年代的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多个教育家共同认识和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宏观、中观、微观多层面系统研究的结合，是教育家们理论研究和亲身实践的结晶。

    建国以来，我国的幼教事业在全国上下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发展。特别是80年代以来，“科教兴国”成为时代使命，幼教事业既面临着时代挑战，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前人的经验，以系统的全面的辩证的观点来审视整个幼教事业，来规划我国幼教事业未来发展的蓝图。首先，在人员和体制上要建立起理论体系，构建更新与实践经验积累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假如高校科研人员缺乏亲身实践，缺乏对国情的深入理解，那么他的科研成果，很可能只是照搬外国经验，假如幼儿园园长与一线教师缺乏必要的理论积累和科研素养，幼教事业的发展只是一个形式或一句空话。其次，要重视幼儿师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教师的素质是决定改革与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昨日，陈鹤琴等在推行教改运动时，始终关注师资的培养和建设；今天，我们更应积极投入到幼儿师范教育改革中去，以主动应对时代的挑战。

 

    主要参考文献：

    1．陶行知：《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新教育评论》，第2卷第22期，1926年版．

    2．陈鹤琴：《我们的主张》，《幼儿教育》，第1卷第1期，1927年版。

    3. 陈鹤琴：《活教育的创造一—理论与实践》，1946年版．

    4．张雪门：《幼稚教育新论》，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5. 张雪门：《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台湾童年书店，1970年版。

    6. 张雪门：《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台湾书店，1966年版．

    7．李静蓉：《中国近代教育实验的产生和发展》，《浙江大学硕士论文集》．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