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中国著名幼儿教育家卢乐山先生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校友总会

      中国著名幼儿教育家、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教研室第一任主任、我国学前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首任导师、第六届民盟中央委员会常委兼妇女委员会主任、第六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第一任会长、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顾问、中国老教授协会学前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卢乐山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11月9日18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周岁。

       卢乐山先生是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科的奠基人，是幼儿教育的拓荒者，用一生见证了百年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变迁。她出身教育世家，在燕京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又远涉重洋，到多伦多儿童研究所进修。新中国成立后，她毅然归国，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讲授学前教育学，并担任二十多年学前教育教研组主任。改革开放之后，卢乐山先生被评定为我国学前教育专业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她所著《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蒙台梭利教育的专著。

        先生已远去，让我们重温她的口述史，品味先生对幼儿教育一往情深的初心。

家庭让我与幼儿教育结缘一生

在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旧址前留念

我出生在一个教育家庭，因此我与幼儿教育结下不解之缘，首先是受家庭影响。我的祖父、外祖父都生于清朝末年。他们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主张改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教育。作为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实业家，祖父和外祖父集中全部家产兴办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其中外祖父在家兴办的严氏家塾、严氏女学、严氏保姆讲习所及附设蒙养园，祖父在家兴办的卢氏幼儿园、卢氏小学（后扩展并改名为木斋学校，包括高初中），都是北方较早涉及幼儿教育的机构。我的母亲是严氏保姆讲习所的第一班毕业生，曾担任蒙养院教师，并开办过幼稚园。我的一位姑母和两位表姐，都曾学幼儿教育，并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在祖辈的“教育梦”和家庭浓重的教育氛围影响下，我从小就进了母亲和姑姑办的幼稚园以及小学，又在外祖父所办的南开中学读书，最后走上与母亲、姑母、表姐同样的路，成了一名终身的幼儿教育工作者。

祖父卢木斋，名靖，初字勉之，后改木斋，晚年以字行。祖父1856年生于湖北光化县老河口（今湖北老河口市）。当时曾祖父晴峰公在湖北沔阳仙桃镇上任私塾教师，祖父9岁时随曾祖父在私塾中读书，三年后回家自学。祖父自幼好学，家中住房狭窄，祖父便到附近的家庙中去读书；家贫无力购书，祖父便每天到书店去看书，并帮老板整理书籍。书店老板见他勤快又好学，有时就允许他晚上将书借回家去，于是祖父连夜抄写，次晨赶早送回。饱尝贫寒学子读书之苦，祖父少年时便暗下决心要多刻书籍，广为散布，为无钱买书的学子服务，这也是祖父后来热衷于办图书馆的原因。

祖父学习的范围很广，经、史、子、集、天文、地理、中医等无所不包，尤其喜欢研究数学和力学，既有旧知识，也接受了新思想。中法战争期间，鉴于法军枪炮精准，我方吃亏很大，祖父撰写了《火器真诀释例》一书，引起当时湖北巡抚彭祖贤的重视并代为刊行。1885年，时年29岁的祖父中举。由于祖父在数学和军事上的造诣，次年，他以“朴学异才”的名义被保奏，得以知县交直隶总督李鸿章任用。1886年，经过考试，祖父调任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任数学总教习。当时的武备学堂人才济济，教师中有著名的数学家无锡华衡芳等人，而后来的北洋将领王士珍、段祺瑞等，许多是祖父那时的学生。

1906年开始，祖父相继出任直隶和奉天提学使。作为直隶首任提学使，祖父做出了很大成绩。在祖父任期内，直隶新式教育发展迅速，共设立农、工、矿、商、法政等各类专科学校几十所，办起官立中小学数百所，民立和私立学校也成绩斐然。祖父在天津、保定、奉天等地设立了图书馆，并计划在直隶各府县均设立图书馆，他认为图书馆是“启民智，育人才”的好方法，1907年祖父倡议设立的直隶图书馆，即为现在天津市图书馆的前身。祖父还通过私家刊刻和官办书局，广刻图书，大兴社会教育，希望百姓都有机会读书。为了振兴女学，祖父还支持傅增湘等创立了北洋女师范学堂、北洋女医学堂等等，为天津女学的振兴做了一定的贡献。

1909年，祖父开始在河北区元纬路自家住宅里办学，从办卢氏蒙养园开始。民国成立后，祖父弃官在天津定居，筹划设立系列学校。1916年，祖父在元纬路卢宅设立小学，取名“卢氏小学”。1922年，我们全家迁至意租界小马路，元纬路的住宅全部归卢氏小学使用，该处小学解放后改名“元纬路小学”。次年，姑母卢定生从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幼教回国，全力帮助祖父经营学校。当时，元纬路的卢氏小学，从幼儿园到小学一共12个班，后来又在意租界小马路住宅内办幼儿园及小学，共8个班，学校规模日益扩大，声誉日隆。

1932年，木斋学校开始在元纬路试办中学部，由初中一年级开始，逐年增加班级。同年，学校更名为“木斋学校”。1934年，我们全家迁居到北平旧刑部街，天津元纬路和小马路两处住所均归木斋学校使用。七七事变后，元纬路的幼儿园和小学被迫中断，中学部暂借英租界内的浙江小学部分校舍上课。两年后原来元纬路的学校迁至意租界小马路，元纬路只办幼稚园和小学。日占时期，许多家长不愿子女入官方学校受奴化教育，私立木斋学校备受欢迎，又增设了高中，学生多至1200人。意租界小马路的校舍不够用，1941年祖父又增建了一栋教学楼，包括16间教室和一个小礼堂。不多久，教室还不够，礼堂又隔断辟为教室。木斋学校1952年被天津市教委接管，改名为天津二十四中，现为河北区一所重点中学。

祖父为了帮助贫寒学子上学，在木斋学校内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帮助了不少贫困学生。祖父很关心学校的精神面貌，他亲自为木斋学校拟定校训为“诚朴勤勇”。祖父晚年还给木斋学校写了“树基惟坚，诲人不倦，学子万千，白圭无玷，禹寸陶分，青镫黄卷，棫朴菁莪，耄龄闳愿”的手书条幅。祖父的校训和条幅，至今仍悬挂在天津二十四中的教学楼内。

祖父热衷于办学校，对开办图书馆也很有感情。南开大学成立后，祖父出资建“木斋图书馆”，把藏书楼里的书，大部分都捐给了南开大学。图书馆建设由祖父的外甥黄钰生亲自监工，祖父不顾年事已高，也常去工地看看。木斋图书馆1928年落成，堪称当时南开大学最漂亮的建筑。不幸才使用了不到十年，七七事变后不久，连同南开大学秀山堂等其他建筑全给日本兵炸了，很可惜。

1934年祖父举家迁往北平之后，在旧刑部街买了个大点的房子。这条街现在已经没了，通了以后成了长安大街的一部分，大概的位置就在现在的民族文化宫那里。旧刑部街宅子前面有一院子，祖父买了些新出版的书，添置了一些通俗读物，连同捐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之后还剩下的一些书，一并放在前面的这个院子里，办了个通俗图书馆，取名“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向百姓免费开放，还办有自己的《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季刊》。据《季刊》的《发刊词》说，开办头半年，平均每天能接待二百余名读者。

我和祖父的接触较少。尽管祖父比较高寿，他去世之时我已经32岁，可是我对祖父，能回忆的事情不多。祖父给儿时的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非常愉快的经历。祖父为一家之长，大家庭中一切事务，都由祖父做主。他喜欢“训话”，总是讲些大道理。一般是他坐前面，我们小辈的就站着听，听他训导，所以，总是很紧张，只想着能赶快离开。这种状态，直到我中学的时候依然如此，一直不太愿意和祖父多接触。有一次我中学放了学，他叫我去，过去之前我就私下和我的保姆说：“你过一小会去叫我，就说，我妈妈叫我有事。”所以，等到祖父叫我过去，训了一会儿，保姆就来了说“你娘叫你呢”，我赶紧和祖父说，“我娘叫我有事”，祖父只好答应“去吧去吧”，我就马上“逃之夭夭”了。这种感觉一直陪伴我长大。后来祖父日益衰老，我虽然不再紧张，可是还不太愿意主动接近他。长大之后，我反思这段岁月，切身地体会到恐吓和吓唬对儿童教育是最要不得的。

当然，也是在祖父的教训下，我从小就认为读书重要，做教师光荣，对祖父捐资办学、办图书馆的精神十分敬佩，祖父说的“让更多的人能读书”也成了我终身的目标。后来，我终是当了一辈子的教师。我这一辈子的教学生涯，总是学一学就去实践，实践了一会，又加以学习，这是祖父给我的影响和启发。

祖父除了有《火器真诀释例》《割圆术辑要》等军事和数学著作问世外，还组织翻译了日本文部省的一些教育法规。现在国图的北海古籍馆里，还藏有他的遗稿和手简各一册，而祖父刊刻的众多古籍，则将世世代代地恩泽后人。

在祖父的教训下，我从小就认为读书重要，做教师光荣，对祖父捐资办学、办图书馆的精神十分敬佩，祖父说的“让更多的人能读书”也成了我终身的目标。后来，我终是当了一辈子的教师。我这一辈子的教学生涯，总是学一学就去实践，实践了一会，又加以学习，这是祖父给我的影响和启发。

祖父除了有《火器真诀释例》《割圆术辑要》等军事和数学著作问世外，还组织翻译了日本文部省的一些教育法规。现在国图的北海古籍馆里，还藏有他的遗稿和手简各一册，而祖父刊刻的众多古籍，则将世世代代地恩泽后人。

从自家学堂到巍巍南开

与表姐严仁英（左一）在南开中学范孙（外祖父）像前合影

在我不满三岁时，因家里准备搬迁，卢氏幼稚园及小学暂停，母亲便送我到天津女师附属幼稚园。后来家里由河北元纬路搬到意租界小马路后，恢复了幼稚园，我也转到卢氏幼稚园。这期间，我还时不时回外婆家，所以有时也在严氏幼稚园学习。

我在幼稚园的时候，正是中国教育界从学习日本转向学习欧美的时期，幼儿教育也不例外。卢氏幼稚园前后两位老师是我的表姐严仁菊和严仁清。她们幼年时曾在严氏蒙养园学习，后又同进美国教会办的北平贝满女中附属幼稚师范，学习美式的幼儿教育。

这时幼稚园室内的布置已经不同于小学，活动室比较大，一边是几张长方桌，四周放上小椅子，另一边空间较大，用白漆在地上画个大圆圈，集体活动时孩子们或将小椅子沿着大圆圈坐好，或围站在圆圈上做各种活动。大圆圈成为维持秩序，指引活动方向的教具。老师也和小朋友坐在一起、站在一起，和小学教师的位置不同。活动室内增加了一些大型积木，可以在地上搭摆建筑物，有一小部分福禄贝尔和蒙台梭利教具，只作为智力活动和游戏之用，如背球猜颜色等，并没有按照福氏和蒙氏的教法使用。户外增加了沙土箱、秋千、滑梯和摇椅、压板等，游戏有“老鹰抓小鸡”“丢手绢”以及捉迷藏等，孩子们的自由活动多了一些。

记得我毕业时老师让我们四个六岁的小朋友每人到中间讲个故事。那时我很紧张，站在大家面前很不好意思。但当我慢慢地把故事讲完后，听到了老师、家长和小朋友的掌声，那时感到的成功的快乐，至今记忆犹新。

我在满六岁的时候，达到上小学的年龄了。可是卢氏小学停办，我便到严氏女学读书。当时我们的校长叫尹劭询，女学里专门有一间屋子是他的办公室，我们有事了就要见校长。我们进去先行个礼，校长再问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校长和我说，“你进来的时候看到门是开着的，你出去的时候就还让它开着；进的时候门是关着的，出去就要把门关上。”我这一辈子老记得这句话，就是东西原来是什么样子，你应该还是让它什么样子。

我所上的南开中学是南开女中。南开女中成立于1923年，比男中成立晚，但一切都按男中的规章制度办事。作为南开中学的创办人，学校初建时，外祖父严范孙经常关心，并给予具体帮助，曾偕同张伯苓校长到各地参观学校的管理办法。外祖父于1906年任学部侍郎时，曾提出“尚公尚能”为振起国民素质的教育宗旨（整理者注：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提出清末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严范孙时为学部侍郎，出力尤多）。后来他又为南开中学制定教育目标为：“培育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在南开中学建校三十周年时，张伯苓校长根据“尚公尚能”的思想，制定校训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外祖父重实用，提倡科学，但也注意对学生艺术感及世界观的培养。1912年7月21日，严修日记：“访伯苓于南开中学，为教育宗旨事，初蔡总长（指蔡元培）拟教育宗旨五项：一、道德主义；二、军国民主义；三、实利主义；四、世界观；五、美感。而教育会会议竟将四、五条取消，大奇，大奇。余劝伯苓力争之。”外祖父的这种观点，对于早期南开中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外祖父注意对学生容貌举止等习惯的培养。他曾经手书过四十字《容止格言》：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外祖父喜欢学生，爱惜人才，对周恩来非常赏识。1914年周恩来等学生发起《敬业学报》。外祖父在9月29日日记上说：“周恩来来，求写《敬业杂志》封面，周去即书之。”1916年全校国文会考，外祖父亲自阅卷，周恩来选“诚能动物论”为题，获全校第一名。外祖父亲书“含英咀华”以赠之。外祖父曾设立“范孙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如周恩来年青时赴法国留学，就受到他的资助。后来周恩来参加共产党，有人劝他停止补助，外祖父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继续给予资助。

我印象最深的是女中部主任梅美德。她给我们演讲，说“除你之外，还有别人”。她举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由于只顾自己方便、省事，而造成别人的不方便。其中之一就是宿舍里的厕所，她说她多少次发现大家用厕所，弄得里面很脏，大家就没有想过待一会，还有人要来用？她说：“我没有办法，我只好用脚给你们擦，你们就没有想过别人？”我总记得这个事，我觉得对于小孩子，也需要慢慢地让他们明白这个观念，除了他自己以外，还有别人。后来我搞蒙台梭利教育，也很注意这一点。蒙台梭利总是说着句话：“你可以自由，但是不能损害别人”。我想这不光对我很有作用，现在的“小皇帝”、“小公主”们就知道只有他（她）自己，这也是当前幼儿教育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总结起来，南开中学能享有这么高的盛誉，和它的教学是息息相关的。一是它很注重教学质量，尤其是对教师的教学水平要求很严，一旦感觉不合适，就不再续聘。另外一点，它的考试多，考不及格就要补考，要是补考再不及格，就要降一级甚至退学。我在上学的时候就发现，有些学生一二年级在一起，后来就不见了，有一部分是转学了，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功课没有考过的。

外祖父反对科举考试，不过对于学校里的考试，他还是赞成的，他觉得这是一种检验功课学习效果的方法。可惜现在的教育也有点走偏，所谓的“应试教育”一说，是指现在的学校教育好像是为了应付考试一样，谁的分高就厉害，小学两门都九十多了还要追求双百，哪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分高就水平高，哪个学校高分多就是好学校，这是不好的。当时的南开考试虽多，却不是教学围绕考试打转的，而是真的把考试当成提高教学的一个手段，和“应试教育”是不同的。我们在批判“应试教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考试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燕园里的“幼教梦”

卢乐山（三排左一）参加燕京大学学生生活促进会合影

正中间为司徒雷登

1934年，我考入了燕京大学。记得我当时的入学考试是在和平门北师大的老校区，即现在的北师大附中里的考场进行的，考试的科目包括英文、中文、智力测验。

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是美国人司徒雷登。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父母是来中国的传教士。司徒雷登热衷于教育工作，决定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服务。此后，从1922年一直到1936年，司徒雷登十余次往返中美之间，多方结识中美两国的政要和富人，给燕京大学筹集了丰厚的资金。这也是为什么燕京大学能有高大的房屋、漂亮的校园，并且总能以高薪聘请到名师的原因。司徒雷登倾注了全部心血，仅仅用了十年，便把一个破旧不起眼的学校办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大学，他也一贯支持并资助学生们的抗日爱国运动。

燕京大学虽是教会学校，但信仰自由。司徒校长为燕京大学提出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强调崇尚科学的真理，求得自由民主，培养有独立的人格、讲求自由的人；强调发挥自己的个性能力，为国为民做贡献。燕京大学校训成为燕大师生行为的准则。

原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先生是我大一的导师，关于选课等事情，都是她指导我们。她比我大十多岁，那时刚刚燕京毕业，既做老师，也当我们的辅导员。她曾对燕大的风气有过一句概括，她说：“燕京大学师生员工亲密团结，思想作风平等自由，服务精神出众，办事准时守信，以高效率著称。”燕京大学当时正如雷先生所说的那样。

冰心先生那时候也在燕京大学，她和我姨母严智安都是燕京最早的一批女生。我在燕京的时候，她也在中文系教书。我们四年级的时候，她做我们毕业生的指导老师，为我们开了个送别会。她对我们非常亲切，讲了很多鼓励我们的话。我们已经读过很多她的诗歌，她能来指导鼓励我们，我们都很高兴。

我既想当教师，自然就选了教育系。但初入燕京大学时，我并不知道教育系有学前教育专业。所以，一开始我选的是普通教育专业。不久，一位教育系的同学叶秀英告诉我，她选的是学前教育专业。我问她：“那不是幼稚师范专修科吗？”她说已经改成本科了，我听了非常高兴。因为这本来就是我最喜欢的专业，只是原以为燕大还没有设立本科才没有选。所以，我就立刻找系主任商议，决定改成以学前教育专业作为主修，普通教育作为副修。最让我们兴奋的是，那些校领导、院系主任以及那些高级教授、知名教授，都教一年级。像陆志韦教授，很有名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他教我们一年级的普通心理学。还有一位刘廷芳教授，是儿童心理学家，曾是司徒雷登的助理，教我们儿童心理学。还有周学章先生，是文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教我们教育概论。

我在大学前三年参加了规定的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见习，当时学前教育也包括小学一二年级。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本应该在校内的附属幼儿园实习的。那里的孩子大多数是大学教师的子弟，他们家庭生活条件好，有教养，懂礼貌，爱清洁，又在幼儿园受到良好的教育，过着愉快的生活。但见到校外成府街上有些贫苦人家里的孩子，整天在外边闲游、打闹，无所事事，身上很脏，有了鼻涕用袖子抹，有时见了人还说些脏话，往人身上吐口水。而家长对这些小孩一般不管，有时见小孩闯祸了，就啪啪打两个耳光，轰开就是了。当时我就感觉燕京大学这墙里边和墙外边差距太大了，如果我们不去主动教育的话，这些穷人家小孩是没有机会也上不起学的，甚至连他们的家长也不觉得有这个需要。

虽然认识到了这些现状，但那时的我，本来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和创造性，不过在曾绣香先生长期的鼓励和启发下，于是我和叶秀英商量，要不我们也自己办个幼儿园，教育一下墙外面的小孩。叶秀英赞同，导师曾先生自然也特别支持。于是就给我们以学校的名义找房子，找到一个带院子的房子，那时候房子好像比较容易找。我们又向学校借了一些简单的桌椅、教具，再利用实习经费买到一点必要的玩具、教学材料和日常用品，就这样，一个短期半日制的幼稚园就办成了。老师告诫我们说，实习不能只是简单地上上课，要全面地教育孩子。于是我们就开始和学生建立感情，还带学生去学校所属的校外澡堂洗澡，给孩子们换干净衣服。愿意把小孩送来的家庭逐渐增多，最后一共有二十多个小孩参加我们的幼儿园。这期间，从家访、招生，为孩子们洗澡、换衣服，直到入园后的全部工作都由我和叶秀英包了下来。

孩子们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半在幼儿园，两个半小时，我们教小孩们唱歌、做手工、做游戏。我们有个风琴，还可以用琴声做一些音律活动。除受教育外，还可以喝些开水，吃两块饼干，小孩们特别高兴。我和叶秀英早上8点到8点50分赶着上一堂课，然后骑着自行车到幼儿园，小孩走了，我们赶紧收拾收拾去吃饭，下午还要修其他课。这半年，我们挺忙碌的。实习末了，我们把孩子们的家长请来，由孩子们汇报和展览学习成果。家长们看到子女的进步，感到十分欣慰。我们自己也从中获得了工作和教育儿童的宝贵经验。

几年的学习和锻炼使我深深体会到：学前教育不是婆婆妈妈的事，而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又是一门特别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科，幼儿教育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毕业前夕虽然听到一些议论，诸如：“当幼稚园老师？以前那就叫保姆！”“大学毕业生当幼稚园老师，是不是大材小用？”等等。但我接受了曾绣香老师的建议：“应当先到幼儿园去做些实际工作，多接触孩子，然后你才有资本当幼儿师范学校的教师。”

我在燕京大学期间，学问上并没有什么成绩；但是在生活上，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或者说在怎么做人上，学到了好多。比如夏仁德先生他们体现出来“施比受更有为有福”，还有燕京的校训、校歌，我们老唱的那句“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可以说是终生难忘。大家一聚会，一唱校歌，就激起了大家的许多崇高的情感。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总记得要商量怎么做点好事，不都是瞎闹着玩。

对于教育系五年半的学习，我觉得，燕京的教育系固然不像历史系、中文系一样拥有许多知名学者，学术氛围浓厚，但教育系在联系实际方面，做得比较多。我觉得自己理论上没什么成就，但是我一直很注意实际，愿意去做，这也受燕京教育系的影响。我以为，我们学了点东西，就应该把它给做出来，不是搁在肚子里，而是做点对周围人有用的事情。我把这种思想归结起来，就是“学习不忘服务，治学不脱离实践”，这成了我一身追寻的教育理念。在这一点上，燕京给我的教育和祖辈给我的教育是一致的。

我在燕京读研究生期间，加入了一个叫“家”的团体。因为这个“家”，我和我的老伴雷海鹏也熟悉了。燕京还有各种组织，唱京剧的在一起，演话剧的在一起。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很自然就在一起了。学校都不太干涉，老师也常来参加活动，表示支持。学生办活动好像特别畅通无阻，记得一些同学说一起要办个小学，他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很快就办起来了。我实习的时候，两个同学一起办个幼稚园，也很顺利。这在别的学校好像不是这么容易就能成的。

在燕京大学教育系的学习，使我深受教益，坚定了我一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可惜好景不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不幸爆发。12月8日早晨，高厚德先生站在大礼堂台上无奈地宣布：“燕京大学暂时关闭”，我们几乎都哭了出来。可是没有办法，只好离开热爱的校园。几位男同学为大家推着行李，我们携手步行进了西直门，实在感到难舍难分，于是相约在我家欢聚了几天，然后依依道别，各奔前程。  

“游学”岁月

抗战期间，沦陷区的高校在关闭之后，陆续都在后方复了校。燕京大学以及几个教会大学也选择在成都复校。得知这个消息，1944年，我与几名同学南下成都，去完成被中断的学业。

成都之行走了一个多月。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徐州，从徐州坐“架子车”到商丘，又坐马车到了洛阳，这时候我们已经有人长了虱子。平时，晚上不敢睡，白天只有白薯吃，偶尔吃到花生米便是开洋荤了。最后到了西安，坐火车到了宝鸡。之后我们坐卡车进了秦岭，只记得秦岭特别陡，眼睁睁看到有些车直直就掉下山去，我们也真的有同学在那遇险，我心里非常紧张。司机已经很疲倦，当时我心想：他们要稍微眨一下眼，我就没命了。于是我使劲扒着车，总算到了剑阁，经过广元，进入了四川平原，全是平路，一路开到了成都。

复校后的燕京大学只有一栋楼，没有设教育系，所以特别请了四川大学教育系的蒲主任指导我的论文。我那时候在树基学园工作，刚好树基儿童学园的藏书比较雄厚，我所做的研究对象又是儿童读物，在阅读材料上比较方便。就这样，我于1945年6月完成论文，获得硕士学位。

从1945年冬季开始，我和教师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合写了一套四册的《幼稚园春夏秋冬四季教材》。每单元按年龄班各配两套教材，这样可以供教师两年使用。其中很多教材如故事、儿歌、图画、手工都是教师自编的。此外又找到一些美国的乐曲，编了《幼稚园音律活动》及《儿童舞蹈》，并由附近一个书局出版，当时很受欢迎。现在想来这个做法虽然有计划性，保证了教师有现成的教材可用。但问题也不少，首先，单元的确定出自教师，而不是出自儿童的兴趣和需要。况且，我们事先规定的这些固定单元，也不一定符合当时的环境条件和具体情况。此外，事先选好的教材并不一定符合不同儿童的特点，这样就缺乏了针对性和灵活性。总之，当时虽然名义上是在实施单元教学，实际上，并没有学习和理解单元教学以及设计教学法的精神实质。

我和雷海鹏是在燕京大学本科阶段认识的。后来家里人知道我和雷海鹏好了，就创造机会让我俩多见面，也就算谈恋爱了。1945年夏，六月份我研究生毕业，八月中旬抗战胜利，八月下旬我们俩就结了婚，那是我人生中最热闹的一个夏天。

我们结婚学校挺支持，借给我一间屋子，还有一个镜台，有抽屉的那种小梳妆台，园长蒋良玉先生还把她妹妹结婚用的一张大床借给了我。我自己去买了点四川的土布做了个窗帘。我有一个好朋友茅爱立，也是燕京的同学，比我小几届，和我身材差不多。她知道我要结婚了，来电话让我给她做一件衣服，要白颜色的，绣上龙凤，就按着我的尺寸做。我请成衣做好了，告诉她，她才跟我说，“这是送你结婚穿的”。

结婚当天，我们在院子里摆了椅子，知道我们婚事的燕京同学、四川的同事朋友们都来了。我们准备了一点简单的茶点，也不收礼，也不宴请。我们有个同学家就在成都，他父亲是位医生，做了我们的主婚人。我们还把学校的风琴抬出来，放在草地上。一位协和医院的大夫，我记得姓张，他很会弹那种带管子的大管风琴，我们就请他来给我们演奏。我穿上茅爱立送我的新衣服，非常漂亮。蒋良玉校长的一位加拿大朋友，借给我一块白纱，给我做了半截的婚纱披上。当时大家就都说我们这个结婚还挺像样的。那时候抗战刚结束，很多人连家都没了，在外面颠簸，我们能这么办一个虽然简陋，但也有模有样的婚礼，已经实属不易了。

1946至1947年，蒋良玉园长第二次赴加拿大进修访问，托我代她负责树基儿童学园的全部领导工作。她回来时，也替我向加拿大教会申请了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儿童研究所进修的奖学金。雷海鹏在华西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两年后他的主任也为他申请到多伦多大学的奖学金。

我临走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难过。树基儿童学园的家长们，给我开了个欢送会，孩子们表演了不少节目。后来她们让我上台说几句话，可是我说不了，根本就是一直在旁边流眼泪。最后还是雷海鹏替我上去说了些话。最后上车的时候，蒋良玉校长还有幼师的学生们，一直送我到成都的东门外，我在那里上汽车。我上了车，透过窗户看着她们，汽车声音一响，她们就“哇”的一声，全哭了。我后来想，那真像人进棺材一样，棺材板一盖，大伙就“哇”地一下全哭了。

几经周折，我们到了多伦多。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始建于1827年。它是加拿大最大的大学，科研实力很强。它所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是北美第四大城市，加拿大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多伦多大学儿童研究所在儿童心理研究方面具有世界声誉，它是由Dr.William Blatz在1925年到1926年间成立的，Blatz教授一直担任研究所所长直到1960年。研究所在整合儿童高水平研究、引导在职教师培训、探索儿童教育模式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研究所的课程主要是教育与儿童心理学，重点是实习和讨论。讲授儿童心理学的教师是儿童所所长，著名的心理学家Blatz教授。他曾经跟踪研究了一家五胞胎女孩的成长过程和个性变化经历。通过长期研究，他认为：孩子的个性虽有遗传因素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就拿这五胞胎姐妹来讲，他们都出自一母同胎，又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但她们每人的个性却很不同。原因是每个孩子是由不同的成人照管，受了不同成人的影响。五个孩子一起生活，每个人又受着其他四个姐妹的不同影响。由于每个人都有了不同的个性，便影响到成人对她们的不同态度，进而又影响了她和别人的关系。如此，外部的各种关系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到她本人个性的形成。总之，儿童的个性是受着多方面复杂的关系而逐渐形成的，而不是受某一方面的单独影响。

儿童研究所附设一个托儿所，我们学生轮流在托儿所实习。在托儿所实习期间，我特别感到那里的师生关系和国内不同。集体活动时，老师和孩子一起坐在地上；小组活动时，孩子们常常围坐在老师身边；甚至有的孩子坐在老师的腿上，或者爬在老师肩上。午饭时，老师和孩子们坐在同一个桌子上，一起进餐。老师和孩子谈话时总带有“请”“谢谢”“对不起”或“你愿意做……吗”等很平等的口吻。老师讲话声音很轻，从不大声说教或训斥。这些使我感到，他们对孩子是尊重的，她们对孩子的活动是观察、指导，而不是命令、监督，他们的师生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上对下的。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激动人心的消息连续传到加拿大。雷海鹏和我准备毕业后立即回国，一方面是想回到自己国家工作，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当时已怀孕，很希望把孩子生在中国。当时回国对我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去的时候，就并没有想不回来的事情，更何况我不愿意作 “白俄”一样的“白华”，于是我们便回了祖国。

家里家外的“幼教”实践

1959年全家福

1950年 8月30日，我和雷海鹏从加拿大回到北京。

1952年全国各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北师大原保育系与教育系合并。教育系包括两个专业，即学校教育专业和学前教育专业；学前教育只有一个教研组。

院系调整的时候，系主任彭飞找我和张韵裴谈话，保育系已改为学前教育教研组，并任命我为主任，张韵裴为副主任。我当时真是懵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我低声问张韵裴：“是资料室主任吗？”她说：“不是，是教研组。”我有些吃惊，忙对彭飞说：“我做不了。”张韵裴在旁边阻止我，并解释说：“现在是分配任务，不能推辞，要服从分配。”我不敢再说什么，带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开始了学前教育教研组主任的工作。

在五十年代，学前教研组除正常的行政事务及教学工作外，还需要大力培养青年教师。当时提出12字方针：“系统学习，具体帮助，实际锻炼。”我们认真执行了。过了许多年之后，当时的青年教师李家琳回忆说：“正因为学前教研组在12字方针方面落实得好，不仅使我们的专业基础理论水平有明显提高，也锻炼了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独立工作的能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在向前苏联学习期间，我们组织教研组的全体教师制定了各专业课的教学大纲，包括学前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幼儿卫生学和各教学法。此外还协助幼儿师范学校制定各专业课程大纲。苏联专家指导幼儿园制定了全年、学期、每月、每周、每日及个别作业的计划。幼儿园全年、学期计划由园长负责制订，月、周、日及作业计划则由教师制定。

1956年，前苏联专家离开中国回国后，我们开始考虑如何在“向苏学习”的基础上提高我们自己的工作质量。开展游戏特别是创造性游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开展好创造性游戏，需要较多的玩具。不久，各地幼儿园就掀起了自制玩具的热潮。教师们都成了能工巧匠，做出了各种有教育意义的玩、教具。幼儿们特别是大班幼儿也发挥了积极性创造性，制造出很精致的玩具。这项活动不仅促进了幼儿游戏的发展，锻炼了幼儿的技能技巧，节约了经费，也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实验研究，从幼儿的特点研究教育方法。那时我们对于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毫无经验。我和教研组的方缃老师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就是研究一下怎样帮助幼儿有效地洗手。事先将洗手分为几个步骤，要求幼儿按一定的顺序完成已定的步骤，经过多次练习，按心理学的讲法“使之成为动力定型”。形成习惯后，孩子们会主动迅速地按步骤完成洗手的要求，而且洗得很干净。这次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并没有进一步开展研究。不想后来“文革”中，这也竟然被批判成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后来，前些年“非典”流行，咱们国家宣传卫生洗手的程序和方式，各处水龙头前都贴了洗手的步骤图。师大幼儿园的老师骄傲地说，他们不用推行，因为他们早有“卢先生留下的底子”。

通过跟前苏联学习，我们感觉到幼儿教育是一门科学。科学就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一些实验研究，不是一般性地说一说就完了。所以我们也开始一点研究工作，六十年代初期，我和北师大幼儿园的教师合作，做了几个课题。比如，通过自我服务培养四岁幼儿的独立性；通过游戏培养四岁幼儿互助友爱等。对我来说，这是一次自主学习和研究探索的机会。这两个课题研究，最感谢的是当时北师大幼儿园的周南园长，给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给予了很多支持。

回到北京之后，我有了第一个儿子雷思晋。由于我当时身体不好休养了一阵子，便一切都按照“科学保育”的原则，什么时间吃、什么时间睡，到了什么时候应该自己睡不管他，全部由我来严格安排。

吃饭时我给他一个小桌子，在一定的地方，一定的时间，我摆上他该吃的东西，碗、勺、喝水杯都摆上，东西他都得吃完，也没什么可挑。万一有时候没能吃完，我就让他留着下顿也要吃完。我们大人和保姆从来不吃他剩下的，也不许他有剩下饭粒。

睡觉之前，也要和幼儿园一样，脱了衣服，在床前摆一小凳子，把衣服叠好了摆好再睡觉。日常生活这些事都按照一定的规定办，他也照着做了，也没遇到什么抵触。

在生第二个孩子之前，我就给雷思晋做思想工作。我说：“既然你希望要有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那你一定得照顾他。他刚生下来，什么都不会，就知道哭，你是大哥哥，比他大比他懂事，应该关心他照顾他。”我发现有些家庭第二个孩子来了，第一个孩子就嫉妒他，原来就他一个人，想怎么就怎么，现在来了另一个，分享了他的权益和母爱。我爱人雷海鹏说，他们兄弟俩差七岁，大的已经懂得照顾小的了。有一次弟弟思政要吃冰棍，我爱人给了两人份的钱，可是思晋就买回了一根冰棍，他给弟弟吃，自己不吃，我们觉得这种关爱和品质很难得。

对于孩子，我们也从来没有打骂的，一切都按部就班，孩子也没有什么坏毛病、坏习惯。我们也不溺爱孩子，挑食、撒娇等他们也都没有，一切都严格要求。

有时候我们燕京的同学吃饭聚会，也带孩子去，吃完饭我也要求他就在同学家睡会儿午觉再回去。我的同学就说，“你可真是按规矩办事”。虽然换了环境，生活习惯和规律最好不要变，我们家很强调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做一定的事情，一切按照规律走，孩子就很容易带，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蒙台梭利与儿童游戏教育

退休时获启功先生题词

“文革”结束后，我又回到了学前教育教研组。除了继续之前一贯关注的儿童游戏和玩具研究外，我开始重点研究蒙台梭利教育，并于1985年出版了《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送走了研究班的学生，我已经满七十岁，于1987年年底办了退休手续。当时的学前教研组给我开了个纪念会，给我庆祝七十岁生日，当时的主任祝士媛还特别请启功先生给我写了个“教永春长”的题词。

过了三年，到了1980年，当时的教育系主任顾明远来找我，希望我还回来。就这样，我又回到了系里。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初次招收硕士研究生，领导分配我担任导师。之后教育系又开办了一届学前教育研究生班，系里又把这项任务给了我。

在我担任幼稚园教师时，增加了自由游戏的时间。例如：早上孩子们到园的时间不齐，有早有晚，在这个时间我准备一些桌上的游戏玩具，如小型积木，仟板，穿珠子等，幼儿可以自由选择、自由操作。等到上课时间到了，就转向集体活动。这些都是由教师选定材料，在教师指导之下进行的。

当时，我认为游戏只是一种适宜的方法，孩子容易接受，对游戏本身并没有去研究。我开始研究游戏，是受苏联专家影响。苏联专家来了之后，肯定创造性和自主性游戏，这在当时也令我很有启发：我们认识到游戏是幼儿的主导活动，于是开始强调游戏的教育作用，注重创造性游戏的开展，并明确了游戏是进行体、智、德、美全面发展教育的有力手段。

这一时期，我们对游戏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认识到创造性游戏是幼儿反映生活的有利手段，为了更好地开展游戏，事先总要在作业中带领孩子们认识环境。例如第一天参观了商店，第二天教师就准备反映商店活动的玩具材料，启发幼儿玩商店游戏，帮助他们分配角色，摆好商店的“货物”和一些必需品。此后又注意帮助幼儿在同一时间开展不同内容的游戏。例如有商店游戏；也有家庭游戏（娃娃家）反应亲子之间的活动；有乘汽车的游戏，包括司机、售票员和乘客的活动等等。为了丰富游戏的内容，教师往往启发不同游戏组的幼儿将几个游戏联系起来，如“父母带着孩子，乘汽车到商店去购物”，这样就把三个不同主题的游戏串联在一起。

后来，我有机会和国外联系，初步接触到蒙台梭利教育。它在其他国家既曾受到过不少赞扬，也受到过不少批判和反对。特别是在美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衰落后，又获得了复生，并且在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很大。于是我想，对这个意大利女教育家，应当仔细了解一下。

写《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的时候，我没能去国外查阅资料。这本书的材料，得益于在文学院工作的挚友杨敏如，杨敏如有个哥哥叫杨宪益，他的爱人是英国人，她有一本蒙台梭利的书，但只是很薄本的小册子，托杨敏如转给我。等看完了这本书，当时就有同事劝我干脆翻译出来吧。可是我尝试了一点点，发现不好翻译，因为这本册子不太全，前后有些内容自己不是很明白。于是我就想，多看点吧，兴许能翻译得好些。这样一连好几年，慢慢地就我所看到的，我写了《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这本书，他们都评价这是国内最早的蒙台梭利专著。

随着改革开放，更多新东西涌进中国为人所知，我对蒙台梭利教育的看法又有些转变，我又写了《实事求是地对待蒙台梭利教育》等等，讲述了怎么学习蒙氏教育的问题，这就和最早那本书里的立场和内容有所不同了。

我们学习蒙台梭利，如果要完全按照她的教育去实施，只能作为一个试点研究或实验，看看效果好坏如何，不能简单地就让全国都按蒙台梭利一个模式。有比较，才有鉴别，便于取长补短，也可以提高我们自己的认识，使思想更开放、活跃，对蒙氏教育的看法也会更客观，实事求是。有人说：“如果将一种不同的肥料加入蒙氏教育之中，将会出现更强壮、更健康、更美丽的花朵。”

1983年9月，我随教育部幼教处的领导赴比利时考察幼儿教育。去比利时参观了一个礼拜。我们在比利时参观幼儿园，可是作为组织者的教育部，并没有礼物提供给我们来赠送给他们。我就请了我们师大幼儿园的宣清亚老师，让她把我们幼儿园孩子做的手工作品，收集了一些，都是些精巧的折纸或者图画，作为礼物送给比利时的孩子。收到礼物的孩子非常高兴，对中国孩子的手工和创作很佩服。

从比利时回来不久，我们在1983年11月，又从北京前往印度。这次去印度，主要是参加研讨会，和许多国家研究儿童游戏的工作者一起，探讨儿童游戏这个主题。会上，大家说得比较多的是怎么开展游戏。做完大会发言后，我还带了一些中国的玩具在会场外面做了个展览，我们在旁边做介绍，吸引了不少与会人士驻足观看。他们觉得中国的玩具做工很细致，一些儿童能动手玩的小玩具让他们很喜欢。

退而不休的老年生活

刚有了第三代时的全家福（1984）

改革开放后，我开始接触不同国家的教育理念、经验和不同的教育模式，这使我逐渐扭转了那种完全肯定、完全否定，非此即彼、独此一家的学习态度，认识到应当博采众长，学习对我国教改有用的东西。

退休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编《学前教育原理》，着重阐述有关学前教育的一些主要的而不是全面的问题，带有专题的性质。目的在于根据我国社会的需要，按照婴幼儿生理和心理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提出对教育的要求，并使教育随着儿童的成长逐步加深和复杂化。本书的内容涉及家庭和教育机构（指幼儿园、托儿所等）双方面对婴幼儿的教育工作。

退休后，空闲的时间多了，我陆续去了四次美国探亲。在美国，我一方面学习我国在解放前一些著名教育家的论著，一方面到美国的图书馆查阅有关早期教育、家庭教育、儿童游戏和蒙台梭利教育的文献、书籍，并复印一些章节，回国后可以仔细阅读。在美国期间也参观了一些幼儿园，较广泛地接触西方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的教育理念和经验。

我在国外开会和探亲的时候，参观了一些国外的幼儿园，当然主要是美国的幼儿园，这让我收获很大。我们一到了幼儿园里，感觉美国的孩子很自然的。有时小孩子见了客人就说句“你好”，或者和你握握手。我们国内的幼儿园不同，你到了一个幼儿园，老师总要先给小朋友下指令：“问客人好。”接着小孩才异口同声地喊起来：“客人好！”

美国的幼儿园老师们说得少做得多。比如，老师们都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就注意小孩的礼貌、姿势、顺序等等，拿自己来做示范做榜样。我们国内的老师呢，说得多。比如孩子吃饭，老师在周围站着，一边下指示“你这样，你那样”，说教比较多。在美国幼儿园，老师们要对某个小孩说些什么，都走到他跟前轻声和小孩说。我们的老师总是在门口就大声地拍着手，高喊着“注意啦注意啦”，所以，咱们的老师总是有职业病，嗓子都不好。幼儿教育不是你在那喊啊训啊，而是通过小孩自己的活动，通过小孩自己与周围事物或人的交流来学习。

张雪门先生是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著名教育家。我自身和张雪门先生的接触不多，只是从很早时候就知道他是幼儿教育的前辈和专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张先生的学生钱令娟、戴自俺、金恒娟，共同组织出版了张雪门的文集，共两大厚本。钱令娟把样书送给我，要我写篇序言。从那时候开始，我才重新开始学习和研究张先生的经验和思想，接着在各种会议介绍我对张雪门教育学习的心得。

张先生是一位爱国的教育家。首先考虑的是幼儿教育如何适应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他将幼儿教育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时代使命联系在一起。他反对学习西方文化时采取盲目接受和全盘照搬的做法，认为“从本国的材料中找出来的路子，才能解决中国的幼稚教育问题”。

此外，张先生还很重视各级教育的衔接和整体性。他说“各级教育本来不是孤立的阶段，而是人类整个生长的一部分，绝不能与其他部分分离。”张雪门先生晚年的著作《幼稚教育行为课程》，代表他的基本教育思想。他和陶行知先生一样主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

我对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认识，许多感受来自我自身的家庭。我和雷海鹏从1945年结婚，一直到2007年他去世，我们共同生活了六十二年，经过了金婚和钻石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支持我的工作，把家务劳动和教育儿子的任务承担了好多。所以，我这几十年来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幼儿教育之中。我们的家始终安在师大里，一是为了我工作方便，二是为了子女能有更好的受教育条件。他自己往来奔波，先是在协和医学院，后来在药物研究所，路程很远，他都是骑一辆自行车，一趟来回就是四十里，风雨无阻，几十年每天都这样。雷海鹏骑自行车上下班，在师大院里都出了名的。文学院的钟敬文老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杨敏如每年都总会带我去看看他老人家，钟先生见了我总要问一句：“你爱人还骑车上下班么？”

我的晚年得到了各界领导和同事们的关怀。八十周岁生日的时候，学前教研组的刘焱等人组织教研组的老师，一起在我家里举办了一个简朴又温馨的生日聚会。我八十五岁的时候，正好是北师大的百年校庆，又是我们学前教研组成立五十周年。当时学前教研组刚成立学前教育系，就由学前教育系给我开了个比较大的庆祝活动。我九十岁的时候，教育学院和老教授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他们合起来为我办了个很隆重的纪念会。

自从老伴去世之后，我一个人住，但是我并不孤单。我享受到了很多亲情和友情，自己觉得很幸福。我的亲属、朋友、同事、学生一直都在关心照顾我，只要我有什么需要，他们都来替我办事。我的衣、食、住、行、健康等问题，都有人关照。所以虽然我一个人，但一点也不用担忧。

我的生活内容很充实，平时我也读一些书刊报纸，遇到和幼儿教育相关的资料，我会选一些分给我的晚辈们，作为他们教育和照顾下一代的参考。最近思政又给我买了个iPad，小孙女子昀正好回家过暑假，她耐心教了我好几次，我正在学着用这个新鲜玩意儿。偶尔也还弹弹钢琴。

有人问我这么大年纪了，一个人在家闷不闷，我说，其实我一点都不闷，我还是很忙的。我现在很幸福，活着很有意思，你们将来会比我更好，祝你们都幸福。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